“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如果说，民谣歌手赵雷的《成都》用音乐给这座现代化都市涂抹了一层浪漫、文艺又略带忧伤的色调，那摄影师陈锦则用相机记录了这座川蜀古城最“俗气”的一面。他用30年时间，定格了成都人的“乡愁”。

　　吃茶遛鸟的老大爷、乱糟糟的农贸集市、晾满床单的街道、古旧的门坊、搓麻将的邻里……翻开陈锦的作品，一股浓郁的市井气息扑面而来。

　　坝坝戏 成都黄龙溪 1985年 陈锦/摄

　　20世纪80年代中期，陈锦开始拍摄家乡成都的市井人文。在那个唯美摄影风靡的年代，这条路无疑是孤独的、非主流的。

　　“为何你的镜头只关注落后的生活状态，而不去关注正在发展的城市变化?”不少人质疑陈锦的拍摄动机，但他并不在意，坚持拍摄成都市井题材30余年。

　　多年以后，陈锦的作品得到认可。他不仅荣获中国摄影艺术最高奖——中国摄影金像奖，还获得了巴蜀文艺奖、中国国际民俗摄影人类贡献奖等各种奖项，被看作是中国民俗摄影和纪实摄影的先驱之一。

　　“我只看了几张照片就来电了……历史从容地在我们面前划过，他的图片锁住了。”同为四川人的知名摄影家肖全如此评价陈锦的作品。

　　1983年的深秋，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参观的陈锦，第一次完整、仔细地欣赏了宋代著名画卷《清明上河图》，“画中描绘的那些生动逼真的世俗场景，忽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脑海里浮起了很多儿时记忆。”

　　从南门大桥跳水，到华西坝捞鱼虾，从武侯祠粘蝉子(四川对知了的俗称——记者注)，到杂货铺“旋”(顺手牵羊)柿饼……童年的陈锦，曾有过一段整日嬉戏的快乐时光，而他平日接触的市井生活与《清明上河图》有几分相似。陈锦萌生了留住家乡传统市井生活影像的心思。

　　大学毕业后，陈锦几经波折，成为四川美术出版社的摄影编辑。这份自己喜欢的工作给陈锦带来诸多便利，让他更加自觉、主动地记录成都乃至川西地区的影像流年。

　　最初的拍摄切入点选择了茶铺。

　　“据清末傅崇矩《成都通览》载，当时省城成都市的街巷有516条，茶铺454家，几乎每条街巷都有茶铺；到了民国，人口不足60万人的成都，有茶铺599家，每天大约有12万人坐茶铺，更有‘一市居民半茶客’的说法。”陈锦说，茶铺就像是一个小社会，能反映各种各样的风土人情，要了解四川、了解成都，就应该从茶铺开始。

　　为拍摄到最真实的茶客状态，陈锦曾拿着“长枪短炮”在茶铺里“等镜头”，但总是进入不了茶馆的“真实”。后来，他转换身份，将自己从摄影师变成茶客，整日泡在茶馆里，买碗茶，与南来北往的茶友们聊事、看戏、摆龙门阵。还自费四五万元买了一台轻巧隐蔽的徕卡相机。

　　没人觉得陈锦是一个拍摄者，也不甚在意他手中不时摆弄的相机。所以，他总能捕捉到茶客们逗鸟、抽烟、读报、掏耳朵等自在的状态。

　　位于成都新开街花鸟集市的兰园茶社，是陈锦常去喝茶的地方之一。他在此盘恒十余年，不仅与当家堂倌“眼镜”颇为熟络，还渐渐熟悉了茶社里形形色色的茶客。

　　每天午后2点左右，是兰园茶社最热闹的时候。一群喜欢玩鸟的老茶客，提着鸟笼子陆续相聚于此，一时间人声鼎沸，鸟语花香。

　　陈锦描述茶馆的日常：赖大爷、俞大爷、张大爷来了，“眼镜”不等他们招呼，就按他们的喜好摆上茶碗、泡上茶。紧跟着王大爷来了，还未坐定，先到的大爷们都要争着为王大爷付茶钱，冲“眼镜”大声地喊“收我的，收我的!”而“眼镜”会很自然地从那些伸过来的手上选取一位，然后也喊“王大爷的茶钱，裘大爷付了”。王大爷很骄傲，裘大爷更荣耀。陈锦说，茶铺里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特殊交往，“留下很多暖心、快乐的情感，是最能打动人的地方，这不仅是我拍摄和挖掘这个题材的重要动力，也是我想要通过拍摄所表达的情绪。”

　　多年后，兰园茶社因城市改造而被拆迁。陈锦曾多方打听“眼镜”的下落，得知他去了一家小旅馆当服务员。“见面后我才知道‘眼镜’也曾找过我。有一次他找到我的单位，想送给我一只家乡带来的小白兔，可惜我不在。这让我心里挺温暖。”

　　茶铺就像一个“窗口”，透过它，能看到世事万象。2002年的一天，陈锦带着相机正与朋友在茶铺喝茶，一支吹吹打打的送葬队伍由远而近，在门口停下。只见茶铺的师傅搬了桌椅到门口，沏了一杯茶。送葬队伍里的孝子贤孙抱着一位老人的遗像跪下，请老人喝茶。出于摄影师的职业本能，陈锦立马按下快门，拍下了这罕见的一幕。后来，他打听得知，逝者是一位喝了几十年茶的老茶客，子孙们抬着灵柩过来，是想让老人跟茶铺告别，“喝”最后一杯茶……

　　30年来，陈锦跑过四川上百个城镇大大小小数千家茶铺。随着黑白照片变为彩色照片、胶片相机变为数码相机，陈锦取景框里的茶铺也渐渐变了：低档的街头茶铺越来越少，中高档、精装修的茶铺逐渐兴起。茶客中，虽然中老年人仍占多数，但不少年轻人也走进茶铺，在这里聚会、打牌、聊股票、谈生意。

　　“拍茶馆不是为了拍川人怎么喝茶，而是拍川人如何生活。”陈锦说。

　　他将茶铺作为一个点，不断向外拓展拍摄题材，逐渐构成了一幅胶片上的“清明上河图”：小天竺街头，一位妇人举着奶瓶给孩子喂奶；宜宾水东门，抱着鸭子的大爷与门前走过的妇女唠家常；街子镇上，脑门锃亮的客人躺在剃头摊的椅子上享受刮胡子；小淖坝的老屋前，满脸皱纹的婆婆弯腰生火炉；水井街的门坊下，输了牌的麻友伸手从怀里掏钱……一个个生活瞬间，折射出一座城市的性格。

　　在陈锦的作品中，拍摄于1985年的照片《坝坝戏》格外引人注目。透过高高的木质戏台，陈锦给数百名看戏的村民拍了一张大合照。人们姿态不一、神态各异，却都聚精会神地盯着台上的演出。

　　然而，这样的情形只能存在于照片里了。“辉煌已成过去，曾经在巴蜀大地上红火了几个世纪的川剧艺术，受当代多元文化的冲击，显出了日薄西山的颓势，各演出团体更是在自身的生存运作上举步维艰。”陈锦在一本著作中如此写道。

　　十几年来，陈锦先后跟拍过十余家川剧团，见证了它们的兴衰。位于成都水井街附近的望江川剧团，由国营川剧团的退休演员万国兵老师“盘下”，在他之前已不知易手过多少位班主了，短则两三个月，长则一年半载。究其原因，无非是“入不敷出”。

　　万国兵老师曾给陈锦算过一笔账：如果每日有两百多观众看戏，每人收3元钱(带茶一碗)，除去其中属于剧场的一元茶钱，剩下的正好是当天各项费用之和。若是平时观众少些，只好倒贴。

　　鸟语 成都 1990年 陈锦/摄

　　前些年，望江川剧团的驻地被整体拆掉，附近建起了成都有名的高档酒吧和五星级酒店。

　　“一个民间戏班散了，班主会在别的地方，重新召集演员，组成新的戏班。”陈锦借用一句俗语说，“树挪死，人挪活”，戏班子要想生存，一定要着眼未来，不断开辟新的演出市场。

　　为了拍摄戏班子里的日常生活，陈锦曾多次住进戏班，与演员同吃同住，与不少演员成了朋友。蓉艺川剧团的班主王亮便是其中一位。

　　20世纪80年代末，陈锦已认识王亮。一日，两人在望江川剧团邂逅，久别重逢，寒暄了很久。王亮的戏班正在广汉金轮镇的包公庙搭台演出，便邀陈锦去“捧场”。

　　台前，陈锦看见听戏的观众“人头攒动、热闹非常，少说也有千把观众”，于是“咔嚓”一声，拍下了《吃茶听戏》这张照片。

　　台上，70岁的老演员和3个小孙女同台卖力演出，陈锦觉得这是一个兴旺的川剧世家。

　　台后，王亮的大女儿娜娜已化好妆，正等待上台。当陈锦问娜娜是否准备接手家族戏剧事业时，娜娜用了一种宣言般的口吻，不假思索地回答“打死也不学唱戏!”

　　对此，陈锦感慨，“民间川剧演员们很努力，喜爱川剧艺术的观众也很捧场，但整个戏剧市场急剧萎缩，却是谁也无法回避的现实”。

　　当旧“名片”逐渐消逝的时候，新的“名片”也正在形成。

　　近几年，被誉为“老成都底片、新都市客厅”的宽窄巷子历史文化片区越发有名。经历多年改造翻修，这里的老街、老树、老屋已与过去全然不同，历史以另一种方式被铭记下来。

　　井巷子的文化墙上，不少老照片以“二维半”雕塑的形式展现给世人。陈锦的不少照片也在其中。

　　1998年，窄巷子里飘着淅淅沥沥的小雨，一个骑着三轮车的小菜贩，在巷子中吆喝。突然有人从背后喊了一声“买菜”，小贩听到后回眸。这一瞬间被陈锦就此定格。如今，这张黑白的老照片，一半被画在墙上，一半被做成立体浮雕，吸引不少游客拍照留念。

　　“幸而，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变化，人们更多地需要精神上的满足，开始关注和回顾逝去的美好。”陈锦说。

　　景观、画册、明信片、宣传册、装饰品……陈锦的照片不断变换形态，成为传递老成都印象的载体。有时，他会伤感成都的快速发展“毁掉了一些东西”，他认为这是对文化的不尊重。“作为摄影人能做什么?就是用手中的相机，把这些即将消逝的东西留下来。”陈锦说。

　　在他的记忆里，成都的老街道很窄，许多人家面街而居；一条丈许长的竹竿横街而过，从这家屋檐挑向那家屋檐，竹竿上晾满了刚洗过的铺笼罩被、内褂外衫。长长的铺外檐廊，宽宽的街沿，大小院落里的天井、院坝等，构成了绝佳的“共享空间”。闲暇之余，男人们在这些“共享空间”里喝茶下棋，会友聚谈；妇女们一边做些浆洗缝补类的手工活，一边拉拉家常；孩子们则恣意地嬉戏游玩，待夜幕降临，“逮猫”“摆鬼故事”等节目激动人心。偶尔，会听到打锅盔的师傅用擀面杖有节奏地敲击着案板，从远处走来。又或是补锅匠手拿一串铁片制成的响器，边走边甩，发出清脆的金属碰撞声……

　　虽然，这些记录在陈锦底片上的成都景象有点“土、老、破”，虽然被拍摄的百姓生活没有那么光鲜和现代。但是陈锦觉得，他所拍摄的照片能传达“正能量的情绪”，能唤起人们对过去的美好记忆。“当我们生活的地方逐渐被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所取代，幸而有影像与文字记录着这些珍贵而濒临消失的市井与传统文化，寄托我们的乡愁”。(李师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