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网消息:2017年5月5日下午两点,中国自主研制的干线大飞机C919在浦东国际机场第四跑道腾空而起、冲上云霄,经过1小时19分钟的飞行,C919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安全落地,首飞成功。落地三个小时之后,机长蔡俊接受了面对面记者的专访。
记者:在飞机落地之后,滑行到演示台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大家一直在等,因为舱门始终没开,有很长时间,我不知道在那个时候,你们在里面是一种什么心情?在做什么?
蔡俊:我们还是要准备一些东西,我要把这些东西理好,整理一下仪容仪表,毕竟大场面。
记者:真正开了机舱门的时候,你面对着那么多期待的目光,您当时最想表达的是什么?
蔡俊:非常开心,因为感觉首飞成功,大家都很开心,气氛已经感染了我,我们没有预期到,飞机会状态这么好,因为首飞,第一次离地,肯定有很多潜在的不确定性,但是今天整个飞下来,我们监控大厅你也可以看到,在我们监控大厅,监视器上面没有任何异常现象。
记者:就很顺利。
蔡俊:非常顺利!
非常顺利,C919以一种近乎完美的状态惊艳首飞,翻开了中国民用航空事业史册的崭新一页。作为首飞机组的机长,41岁的蔡俊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记者:在离地而起的那一刹那,内心会有紧张感吗?
蔡俊:紧张可能在之前吧,因为你不知道离地以后,飞机到底会出现响应是什么样,如果横侧和俯仰的一些,出乎你意料的响应的话,你要用最快的速度,可能就在零点几秒里面,也要做出自己正确的判断,纠正飞机的一个姿态,等你到了这个速度,我就不再想其他的杂事,我只想现在是什么速度,我到这个速度要带感,带感之后飞机的响应是什么?它是不是正确的响应,当它是正确响应的话,那我就觉得好,现在是飞机非常好的一个状态,那么我就观察这个状态,能不能一直持续下去,如果在三到五分钟这样子,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就觉得今天基本上就成功了。
记者:判断标准是什么?
蔡俊:就是各个方面的响应,因为我们起飞三到五分钟以后,基本上是已经到了一个我们试验的高度,已经做了横侧的一个感受性的飞行,俯仰基本也做完了,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飞机是听话的。
记者:您指这个听话是什么?
蔡俊:就是听从飞行员发出的指令,就是我的脑子到我的手,我的手到飞机的侧杆,飞机的侧杆到飞控计算机,飞控计算机再到舵面,舵面再到飞机的姿态。
记者:你刚才有点像驾驭的感觉。
蔡俊:对,就是这样。
对于C919来说,首飞日期一直保密,首飞前两天,也就是5月3日,中国商飞公司宣布,C919将于5月5日首飞。但同时,商飞公司也强调“如天气条件不具备,则顺延。”由于受5月4日降雨的影响,5日上午云层过厚,C919的首飞时间定于5日下午两点左右。
记者:面对这样的一次首飞的话,我不知道在昨天准备的时候,那一夜是怎么过来的,内心会想一些其他的问题吗?
蔡俊:不会,我们这个预案其实很早就做了,我们都有手册,照着上面做就行,因为这些预案,都是我们自己做的,自己编的,很早之前就已经完成,其实昨天晚上的话,也没做太多功课,就稍微看一下,过一下,考虑一下明天小细节方面的东西。
万事俱备,就看天气,C919的首飞准备,注意到了每一个具体的细节,首飞机组服装的颜色和配置,就与平时训练明显不同。
记者:你们平时训练是穿这种服装吗?
蔡俊:其实这衣服也是第一次穿,因为首飞是高风险科目,如果不是高风险科目,我们会穿其他颜色,其实在整个飞行中,你如果在监控大厅看的话,可以看到我们其实是背着救生衣的。
记者:今天。
蔡俊:对,有穿救生衣一个救生背心。
记者:救生衣,
蔡俊:对,然后我们机舱里,还有伞具、头盔都有。
记者:是做了非常完全的准备。
蔡俊:对,其实我们做了非常非常完全的准备,应该说我们考虑到最极端的情况,就是飞机根本不可控的情况,那么我们其实怎么说,人也是财富,对不对?
记者:当时最极端的预案是什么?
蔡俊:就是应急离机吧。
记者:当什么条件下出现什么问题,会做这样的选择。
蔡俊:我们就认为飞机完全不可控,飞行员操纵飞机不能正确的响应,就是我控制不了飞机了。
相对于人们较为熟知的飞行员,对于蔡俊这样的试飞员,很多人并不十分了解。简单地说,飞行员驾驶的是设计成熟、操作规范明确的飞机,而试飞员驾驶的是尚未定型,需要对各种极限条件下的飞行数据进行全面验证的飞机,他们的任务是不断挑战飞机性能极限,寻找一款新型飞机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最残酷的代价甚至是付出生命,对于C919的首飞,这样的准备必须要有。
记者:在这样首飞里面面,面对这样一种可能性的时候,对你们这些机组人员,内心会不会有很多这样的一种沉重的东西?
蔡俊:没有,因为我们觉得,这是一种极其微小的可能性,有人觉得两个发动机失效,那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情况,但是其实我们在整个训练过程中,这些科目都已经做几十遍。
记者:但是对这种可能性的存在,还是要做预案。
蔡俊:对,因为我们不能因为一点点的可能性而忽略它。
记者:像这个衣服说是高风险的服装,是因为有什么特别。
蔡俊:因为它比较醒目,救援的话很容易找得到。
记者:一种是救援,还有一种是?
蔡俊:衣服是耐火。
记者:表层是防火。
蔡俊:对,如果拿打火机点的话,它不会烧起来。
记者:您刚才谈到极端的预案,很多人可能不会去想到,一个飞机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研制,首飞了还会有这样的担心。
蔡俊:其实就是说有很多生产商,在整个试飞过程中,有时候是最后几次,都出了严重的事故,风险是一直存在的,就看你怎么样发现风险、规避风险。
按照既定路线,C919于5月5日下午两点整从浦东国际机场起飞,在南通东南3000米高度规定空域内巡航平稳飞行79分钟,完成预定试飞科目,并安全返航着陆。由于是首飞,不同于一般民航客机万米高空的飞行高度,C919的飞行高度为3000米,并且全程不收起落架。
记者:其实起落架是没收的,为什么要这么做?
蔡俊:因为我们觉得首飞,还是以保障安全为主,如果收起落架的话,可能收起落架会收不起,或者收起会放不下,我们觉得这种风险没必要去承担,所以我们保持起落架在外面,这也是一般试飞的惯例,可能经验比较丰富的,这些国际大公司的话,他们也是基本上这样,会在某一个高度下,保持起落架的一个展开状态,然后飞完一部分的科目,会上更高的高度,会把起落架收起来。
记者:设想一下如果真的可能出现一些意外的话,你们按照相应的撤离方案撤离,那对你们来讲,可能内心是一个极端遗憾的事情。
蔡俊:对,因为这么说吧,其实虽然有这个预案,但是飞行高度也比较低,给我们能撤离的时间也不多,因为我跟副驾驶吴鑫机长,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实际上真正能撤离的,也就有三个人最多了。
记者:但是你们机组应该是五个人。
蔡俊:对。
记者:那剩下两位呢?
蔡俊:剩下两位就是我和他的主要任务,还是要操纵飞机,当我飞机实在状态,一点都不可控的情况下,大家都没有机会跑,因为如果飞机是一直在滚转,或者头朝上、尾巴朝下,没有人能够到达那个出口,我们的目标是尽力地来操纵飞机,让它保持一个稍微稳定,我们抓住这个瞬间,然后能有更多人撤。
记者:可能最后是你和副驾驶。
蔡俊:对,也有可能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我们之前的预案就是机长是最后离机的。
记者:还有这样的一种分工。
蔡俊:对,这都是我们在航天讲评会上,之前是讲好的,就指定谁先跑,因为先跑的人他也有任务,因为我们出口上面有舱盖,有两个销子,你先跑的人先得去把两个销子拔掉,如果不拔的话那谁也跑不了。
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飞行员都属于稀缺资源,至于试飞员,更是凤毛麟角。蔡俊从1997年开始飞行,一直在民航公司做飞行员、机长,驾驶最多的是空客系列飞机。2011年,商飞公司组建试飞团队,蔡俊从民航公司辞职,加盟商飞,成为一名试飞员。来到商飞后,蔡俊作为第一批试飞员中的一个,被送往美国培训。
记者:做在过去民航的飞行员和现在的试飞员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吗?感觉。
蔡俊:除飞飞机之外,其他基本都不同,其实很多试验点都是高风险,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试验点,民航飞机都不会去做。
记者:试飞员对你的吸引力是什么呢?
蔡俊:吸引力就是,我可以从一个全新的领域,一直往前走,然后你可以成为,这个行业的领军人物,但是在民航没有这么多,试飞其实对中国来说,我们这一块做得比较弱,欧美可能100多年前,都已经开始做,现在我们试飞所用的东西,都是外国人总结的这些东西,经验、方式、方法。我们去美国学的也是这些方式方法,但是在学习过程中感觉到,这个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其实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一个有很多探索空间的一个领域。
记者:会觉得哪方面有欠缺?
蔡俊:理论。
记者:理论。
蔡俊:对,因为其实国外好多试飞员,可能原来在大学读的硕士、博士,他都是在研究发动机的、空气动力学、飞机设计的,他们有非常强大的,一个知识的一个背景,然后他们再做飞行员,我们走的路跟人家相反,我们是先当飞行员,再去学这些东西。
作为美国试飞学院少有的中国籍优秀学员,经历过一年的培训,蔡俊回到国内。这时候,C919首飞机组的机长开始层层选拔。
记者:怎么选到你们?你们的优势是什么?
蔡俊:其实我们这个C919的首飞团队是竞争产生的,竞争的话能够找到最适合的人。
记者:怎么样一个竞争过程?多大范围内?
蔡俊:我们有三个单位将近20个人,然后有心理测试,理论的、还有实操的一个(考试),相当于有专门的教员,或者专家来打分,整个过程从开始选拔到宣布名单,花挺长时间的。
记者:但是在这个选拔的过程中,比如说对机长而言,会不会条件、标准、要求会更高?
蔡俊:我们是只选机长不选副驾驶,副驾驶和观察员以及试飞工程师,工作是由机长来定。
记者:其实主要进行竞争的是你的角色。
蔡俊:对。
2016年11月,蔡俊被宣布成为C919首飞机组机长。11月底,蔡俊组建了自己的首飞机组,除了蔡俊作为机长之外,首飞机组还有副驾驶吴鑫、观察员钱进、试飞工程师马菲和张大伟。
记者:我不知道你们整体的分工是怎么样的。
蔡俊:是这样,就是分工的话,我是机长进行主要的操纵,吴鑫机长呢,他是负责一个配合、监控,还有一个通讯,我们钱总他负责整个安全的监控,因为他在观察员座位,他能看到的东西比较多,还有外界可能存在的飞机、鸟,这些东西他也要进行观察,试飞工程师主要是,进行试飞科目的一个编排,他相当于一个导演,告诉你下一个要做什么、怎么做,其实我们都知道,只是他来掌握这个节奏。
2016年12月28日,蔡俊和他的团队迎来了C919首架机的首次滑行试验。然而,首次滑行试验并不顺利。
记者:当时碰到了问题是?
蔡俊:它的刹车系统的调参不是太好。
记者:会带来的影响是什么?
蔡俊:如果你一直这样下去的话,可能你今后又松开又抱死的话,会产生一个击地,击地的话,如果你的频率跟飞机的频率,达到一个耦合的话,那可能起落架断了或者机身受损。
记者:你当时在什么时间,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什么状况?
蔡俊:一开始,第一脚刹车的时候。
记者:是你自己感觉到的还是用数据。
蔡俊:对,因为这个非常明显,因为第一下试验,再来几个比较小的速度,就一级两级三级五级都试了以后,我们机组判断下来,刹车系统调参确实有问题,我们就决定终止试验。
首飞机组的决定对试验的推进有着关键作用,同时,机长的感受也是除了飞机数据外,设计团队最关注的试验结果,在大家眼里,蔡俊在技术领域了解很深,是一个“懂飞机”的技术型试飞员,对于一个试飞员来说,更好地掌握技术不仅可以帮助设计工作完善飞机性能,对于试飞工作中的安全保证,也有着重要意义。
记者:从去年到今天的首飞之间,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你觉得在哪个阶段里面是最困难的?对你们整个试飞组而言。
蔡俊:最困难的是,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进度一直往后拖,因为谁也不能保证,这个飞机一下来就是好的,因为各种调参,调参意味着我要浪费很长时间,不停地往后拖,不停地往后拖,我前期可能信心满满的,拖着拖着信心有点低了,士气可能有点低。
记者:会有这种特别折磨人的煎熬是吗?
蔡俊:对,有时候确实会有。
记者:但是在心里面出现焦虑的时候,甚至有些失望的时候,怎么调节自己的情绪呢?
蔡俊:其实反正我们也非常忙,那段时间。你可能过了今天就不再想这件事情,我们从首飞机组成立到现在,基本上大概每个星期要工作六天。
2017年4月23日,C919在上海浦东机场进行高速滑行抬前轮试验取得成功,这是C919进行的第四次高滑试验,高滑抬前轮试验成功完成,意味着C919已经达到首飞状态,在5月5日的首飞过程中,首飞机组完成了十几项试验科目。
记者:这十几个科目经过测试,你们的评价标准是怎样的,是还有瑕疵还是说完全。
蔡俊:因为今天只是一个感受性的飞行,不是来采数据,比较主观的东西,我们认为还是比较好的。
记者:你和副驾驶之间会有什么样的交流?在现场。
蔡俊:我们一直在交流,因为我们整个其实是一个配合,不是我一个人能完成这些东西,因为我们现在目前鉴于飞机的构型,我们(在首飞阶段)还没有导航设备,没有航图。
记者:没有航图是意味着?
蔡俊:就是我们航空用的手持GPS,然后吴鑫机长他负责导航通讯,我往哪里飞他会指挥,我们不能飞出空域。
记者:和之前你飞的成熟的机型相比,今天飞919感觉上会有什么不同吗?
蔡俊:毕竟我们还是试验机,很多功能还没有完善,我们完全是靠人工操作。
记者:这个比较通俗讲会是?
蔡俊:一个是你开了一辆自适应巡航功能,我这个开了辆手动档。
记者:完全要靠自己的现场的,一种人工操控的东西。
蔡俊:对,你今天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这个飞机还是比较好飞,我们速度、高度、航向,还是保持比较好。
目前,波音和空客作为老牌航空巨头,瓜分了世界上干线客机领域超过90%的市场份额,C919如果投入商用,有望帮助中国降低对进口客机的严重依赖,并向着与波音、空客共竞蓝天迈近了一步。C919首飞成功,标志着项目全面进入研发试飞和验证试飞阶段。
5月5日首飞的是C919的一号原型机,第二架试飞飞机也计划在今年下半年完成首次飞行,按照预定,C919将共有6架试验机投入试飞,全面开展失速、动力、性能、操稳、飞控、结冰、高温高寒等科目试飞,对于蔡俊和他的试飞团队来说,未来的任务仍然不轻松。
记者:我觉得经历这次首飞之后,然后您顺顺利利地着陆,通过这样一个测试的科目,对你而言的话,可能是经历了最大的一个关口是吗?
蔡俊:不是,我觉得这是万里长征第一步,离我们取证还很远。
记者:为什么才第一步?这都已经首飞成功了。
蔡俊:首飞成功不代表取证成功,我们后面还要干的活很多,我们有很多科目,那取证的话基本上要好几年。
记者:几年的时间还要再做。
蔡俊:几年的时间来做取证件这一方面的试飞。
记者:还是你们这样一个机组,一直要进行。
蔡俊:不是,我们没有固定的机组,因为一是这些任务点,你靠几个人也完成不了,二是我们还有一个带飞过程中,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试飞员,要来改造这个机器,你要承担这些带飞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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