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两晋时期的排水渠

　　“绣于碧霄，望之如昆阆间物。”

　　刘禹锡在《成都府新修福成(感)寺记》中对这座寺庙非常称道。

　　“隋唐时期的福感寺规模相当大，尽管此次只发掘了一部分，但已经可以勾勒出福感寺当年香火鼎盛的概貌”

　　“结合这块经版上的寺名和盘龙碑首上‘大唐益州福’等文字，我们基本确定了此处就是福感寺遗址，人物‘章仇兼琼’是唐朝开元天宝年间集军政大权为一身的益州最高长官，曾在福感寺捐建佛塔，也曾捐资助建乐山大佛”

　　石刻造像栩栩如生、石刻经版上的金粉隐约可见……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昨日公布，历经1年的考古发掘，位于市中心实业街30号的千年古寺福感寺日益清晰起来，此前其仅见于文献资料之中。

　　福感寺从东晋延续到宋代，一直是益州名寺，在隋唐时期最为兴盛，常有高僧驻留。唐代诗人刘禹锡赞其“绣于碧霄，望之如昆阆间物”。

　　位于成都市实业街的发掘现场

　　实业街30号 暗藏成都千年名寺

　　2016年4月，实业街30号的考古工作开始推进，分开表层的钢筋水泥，运走地下泥土沙石，一些造型各异的红色砂岩、铭文铜瓦不断被清理出来。众多石刻中，一块刻有“大唐益州福”的盘龙碑首引起了考古现场负责人张雪芬的注意。“这块碑还有另外一部分。” 张雪芬解释，根据碑后画像可以判断，石碑还有更多信息。带有文字的石刻，就是通行古今的密码。

　　后续的发掘中，“福感寺”、“章仇来临”等文字纷至沓来，这让考古人员将目光投向了一座在文献中时有出现的名寺。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易立介绍，福感寺的前身为大石寺，唐代成都干旱，地方行政长官到这里来求雨，每求必应。因此，这座寺庙改名为福感寺。唐代高僧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载：“(益州)旱涝年，官人祈雨必于此塔，祈而有应，特有感征，故又名福感。” 唐末宋初，受几次大的战乱波及，福感寺逐渐衰落。

　　《妙法莲华经》《金刚经》《佛说阿弥陀佛经》……1000多件石刻经版，笔力遒劲，不少文字上还隐约能够看到一些金粉。上百件菩萨像、盘龙碑首、伎乐、天王以及装饰构件陆续出土，足以完善南北朝到唐代的佛教艺术史。出土的菩萨造像，有的只剩头部，但依旧面如满月、安详静穆，一些残存的造像则身披璎珞，只剩一半的天王造像脚踏夜叉、气势威猛。

　　出土的经版

　　经版上的“章仇” 曾捐资助建乐山大佛

　　“绣于碧霄，望之如昆阆间物。”刘禹锡在《成都府新修福成(感)寺记》中对这座寺庙非常称道。“隋唐时期的福感寺规模相当大，尽管此次只发掘了一部分，但已经可以勾勒出福感寺当年香火鼎盛的概貌。”易立说。

　　“别看现在很多都残破了，但还是能够想象出它们的原形。”考古现场负责人张雪芬说，这些造像有的建于南北朝时期，高达三四米。其中一块经版上刻有“传今福感寺”、“章仇来临”的字样。

　　“结合这块经版上的寺名和盘龙碑首上‘大唐益州福’等文字，我们基本确定了此处就是福感寺遗址，人物‘章仇兼琼’是唐朝开元天宝年间集军政大权为一身的益州最高长官，曾在福感寺捐建佛塔，也曾捐资助建乐山大佛。”张雪芬说。

　　根据记载，章仇兼琼复姓章仇，鲁郡任城县(今山东嘉祥县)人，是唐玄宗时期的大臣。初任殿中侍御史，出为益州长史、司马。攻取吐蕃安戎城，累官至剑南道节度使。唐代高僧的传记中曾提到，当年章仇兼琼入蜀，途经剑门关时，碰上一位手持金鸡的巨人，自称是福感寺的守塔神，希望他挪一挪佛塔位置。因此，他来到福感寺将佛塔向东北移了42步。

　　福感寺遗址再次证明 成都市中心数千年未变

　　如果要大兴寺院园林，经济实力必须紧跟步伐。隋唐时期成都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佛教盛行，有“扬一益二”的美誉，佛教寺庙气势恢宏。福感寺周边就有通锦桥的净众寺，不远处的下同仁路还出土过140多尊以南朝时期为主的造像，一件单体倚坐式托塔天王像更是极为罕见的珍宝。据史料记载，两晋南北朝到隋唐，600多年里，成都兴建了大量寺院，现可考其名称的就有43所。

　　还有先秦以来众多遗存

　　除了与福感寺有关的遗迹外，此次还发现了先秦墓葬80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随葬品以陶器和青铜器为主，陶器器形较少，可辨釜、盆、罐、壶、尖底盏、器盖等；铜器器形丰富，可辨鼎、鍪、敦、钺、剑、刀、戈、矛、斤、锯、带钩、印章等。对于探索这一阶段的墓葬面貌和文化属性、族群构成、先秦成都城的方位变迁、居址空间与葬地空间的关系等诸多问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汉代的发现较丰富，除地层堆积外，还有瓮棺葬、灰坑、房址、道路、水井、水沟等，其中道路、水沟的发现较为重要。 六朝遗存主要与市井生活关系密切，如道路、房址、水井、水沟等，以及大量的日用陶、瓷类器具和建筑构件。该区域地处秦汉以来的少城范围，平时为郡县一级的衙署公廨(成都县治、蜀郡郡治)所在，一旦有警，又可作大城之屏障，且百工技巧，亦多在少城内，城外的西南郊除南市外，还有锦官城、车官城等小城，是名副其实的手工业生产和商贾互市的经济中心。这部分考古材料，对于研究当时少城区域的城市格局和生活面貌有重要参考价值。

　　遗址年代一直延至明代

　　“福感寺大量遗存和珍贵文物的发现，为研究唐代佛教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毅介绍，安史之乱后玄宗入蜀，成都社会经济等各方面更得到飞跃发展。福感寺原址，从先秦到明代，一直都有人们生生不息的劳作，直到今天，这里依旧是闹市繁华中心。

　　“这个遗址的年代从商周一直延续到明代，加上之前在市中心发现的古蜀王家族墓地、摩诃池遗迹、镇水石犀、‘巍巍大汉碑’、唐宋道路和大型明代蜀王府遗迹等，表明今成都市区一带是罕见的历数千年文明叠加而未有位移的城市中心，文化遗存年代跨度大、内容极为丰富，相信未来必将会有更多更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王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