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5年里，唐大华与1000多处古建筑合过影。

　　合影里，他不会像游客那样比出“V”字手势，也很少是画面的主角。在那些不同年代不同规模的建筑面前，他身形极小，小到五官都看不清楚，有时干脆只有一个背影。

　　他把自己当作参照物，只为让人看清这些古建筑的规模，以及“破坏成什么样”。

　　在他的分类里，被损坏的古建筑分为两类：“已死的”和“将死的”。这几年，唐大华见过的“死法”各异：有的失火后，烧得只剩几堵墙，想断代都断不出来；有的年久失修，任凭“雨打风吹去”，最终只余几根柱子；有的遭遇“改建”，一年后却原地拔起一座崭新的仿古建筑。

　　还有一些古建筑主体仍立在那里，但屋顶或墙壁开了大洞，壁画斑驳起皮，或是被人用刀割走……像是苟延残喘的老人。

　　不过，唐大华觉得只要还剩“一口气”，就有救回来的可能。

　　2013年，唐大华在微博上发起了一个“随手拍 救古建”的活动。如今，他的7个微信群里，有近2000名像他一样的古建筑爱好者。

　　这些人从事各样的工作，古建筑是他们的共同爱好，总有人会把自己见过的受损古建筑的照片发给大家去鉴别。47岁的唐大华也并非专业的文物保护工作者，在家乡山东德州，他经营一家IT公司。

　　唐大华不时把受损古建筑的照片发到网上。久而久之，他被人冠上了“盯子户”的名号。

　　“盯子户”盯上的很多是没有文物保护“级别”的古建筑。他反复去，反复拍照，反复发帖。为了呼吁修缮，有一处古建筑，他去了17次，拍了17次。

　　唐大华说，我们只能尽最大努力保护古建筑。“留下的基数越大，才能流传得更久。这不是选择谁生谁死，而是让更多建筑活下去”。

　　“孙悟空”的眼睛戴上了“美瞳”

　　探访古建筑之路，唐大华常常是独行。

　　从山东德州出发，开往山西长治需要6个多小时。他的汽车里装的大多是饼干、方便面、火腿肠等速食，以及一台他都记不得型号的相机。

　　很多古建筑在山村里，唐大华常要开车在山路打转，有些山路的一边就是悬崖峭壁，开车有点像“走钢丝”。

　　可唐大华认为“山路比直道好玩”，自己“心里有的是兴奋”。

　　十几年前，他买了建筑学家梁思成著的《中国建筑史》，当时“如读天书”。

　　他想去找找那些建筑，而山东的古代木结构建筑稀少。他盯上了有“中国古建筑博物馆”之称的山西。中国素有“地上文物看山西”的说法。

　　他效仿梁思成与古建筑合影，可他不像梁思成一样有助手帮忙拍照。他的助手是三脚架和快门遥控器。

　　随着镜头越拉越长，他拍到的遭遇劫难的古建筑也越来越多。

　　到了2010年，唐大华终于忍不住了。“我能干什么呢?只能是发出来呼声，无论大小。”

　　刚开始，他零散地在微博发出古建筑受到破坏的照片，可结果就像把一颗小石子扔进大海。

　　于是，唐大华把自己拍的照片整理发到博客上。他学着像一只藏獒一样盯着一处受损古建筑，一旦盯上就“咬住不放”。他说，凭借自己的能力，只能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他曾经17次探访山西长治市布村的玉皇庙。

　　当时，玉皇庙院子荒废了很久，大门楼坍塌后被堵死。唐大华只能翻墙而入，当他走进大殿，立即被房梁上硕大的斗栱所震撼。他几乎看了每一处构件，判断这极有可能是唐代建筑。

　　唐大华开始频繁地呼吁保护玉皇庙，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重视。

　　随着探访的次数增多，玉皇庙也逐渐发生变化：

　　第五次探访时，“工人正在搭建彩钢板围墙，院子里的杂草也清除了”。

　　第八次，寺庙已经有了院墙的包裹，还有了新的大门，“多了两位戴红袖标的文保员”。

　　第十次探访的前几天下了大雨，前殿内冲下来的瓦有十几块。唐大华的心揪了起来，琢磨着应该先把防雨棚搭起来。

　　第十二次，天上下起了小雨，唐大华看见工人正在搭防雨棚。

　　第十七次，大殿基本修缮完了。

　　那是唐大华最近一次和玉皇庙合影。他觉得自己对它的使命已经完成。

　　可并非每一处受损的古建筑都能有这种幸运。梅佳和唐大华一样清楚这一点。

　　7年前开始，这位80后摄影师和他的团队走过了山西400多座寺庙。一群年轻人扛着沉重的摄影器材， 在一座寺一待就是两周，拍摄里面的壁画。

　　他们的镜头下，破坏呈现出不同的样貌：

　　有的破坏是以“保护”的名义：管理员用玻璃替换了寺庙原本的窗户纸。结果湿气散不出去，壁画开始受潮“起壳”。

　　有的寺庙，善男信女敬献给佛像的袈裟多达25层。梅佳解开这些袈裟时，需要像对待婴儿一样轻柔，因为“这些佛像特别脆，怕给压塌了”。

　　梅佳甚至见过一些令他哭笑不得的壁画修补。

　　壁画造型是女身，新修的脸却给“开”成了男脸；一个看上去是西游记主题的壁画里，“孙悟空”的眼睛被修成了日本动漫中的“美瞳眼”。

　　不过，这些都与偷盗造成的破坏程度相去甚远。

　　梅佳曾听守庙人讲过自己的经历：一群人开着车到来，下来几个人，把守庙人绑起来；有的一夜之间，房顶上的麒麟雕刻就没了，走廊被瓦片砸出了坑……

　　就连梅佳自己也差点成了盗墓现场的目击者。 拍摄间隙，梅佳在一个寺庙外的草地上睡觉，旁边就是一片墓地。

　　等他返回寺庙，却听到身后一声“轰隆”巨响。正是墓地的方向，他过去一看，自己躺过的地方炸出了一个大坑。一辆汽车正驶向远方。

　　守庙人对他说：“还好你没在，要不然当时就给撂倒了。”梅佳想要报警，可守庙人告诉他：别打了，没用。

　　梅佳能够理解这些常年在深山里生活的守庙人的无奈——“不能说”，因为一说“更倒霉”，可能落下个“保护不力”的责任。

　　几年间，团队成员没少经历与古建筑的告别，“有的建筑上次来还好好的，下次来的时候，就给暴雨冲倒了。”

　　不过，其中一位成员说，他从来没想过是在给它们拍“遗像”。这些在历史长河中的建筑，在他眼中是“永恒”的，而自己能做的只是让它们能够“延年益寿”。

　　“我们不能说文物太多了，就放弃一些不知名的，搞得跟考重点大学似的。现在留下来的寺庙，不过是古代中国的一小部分。”这位成员站起来，稍显激动地说。

　　这些人在说起古建筑损毁的种种现状时，激动得停不下来：寺庙里的塑像身首异处、壁画里的人脸被抠走、石墩或屋顶装饰被拆走……

　　尽管梅佳觉得自己并没有能力阻止古建筑被破坏，但他觉得，给这些古建筑拍下照片，也是在“拯救”它们。“记录下艺术和历史，后来人总能用上。”

　　唐大华更看重的是影像作为证据的威慑力。

　　有一回，山西壶关县一个寺庙丢了一对石狮。当晚唐大华和志愿者找到了拍过的那对石狮的照片，在网上发起了“文物的回家”话题。

　　第二天，这对石狮立在了村口。

　　尽管不知是不是照片起了作用，可唐大华相信，“如果有资料的话，对贼有很大的威慑力”。

　　名字里加了“保护”，却毁掉了

　　在唐大华见过的所有破坏现场中，他认为最不可原谅的一处，是对山西高平市伞盖村张仙翁庙的破坏。

　　在他拍摄的照片里，张仙翁庙只剩四面砖墙，几座残存的配殿墙上还有山水花鸟画，有的壁画已经被泥渍侵蚀得一干二净。最为珍贵的金代正殿完全塌毁，仅存前檐一角。

　　从高平回来，唐大华一直在想：这些木结构建筑非常脆弱，可能十几年缺乏维修就会出现问题。金代建筑留存到今天已经有七八百年，历朝历代经历无数修修补补。然而现在成了“文物保护单位”，名字里加了“保护”，却毁掉了。

　　“看到哪处文物破坏了、被盗了，就说文物部门不管。我们也心寒，但是有些东西真是无能为力。”高平市旅游开发服务中心副主任兼市博物馆馆长李达文不止一次表达了无奈。

　　与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交流过程中，李达文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这个东西是麻烦事。”

　　52岁的李达文从事文保工作已30年。据他介绍，高平的不可移动文物数量超过1300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超过100处，其中国家级文物有20处，这一数字超过了直辖市上海和著名的古城平遥。

　　可是，这20处国家级文物，没有一处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

　　当地临时雇佣了100名“文物管理员”，绝大部分都是农民，一年的工资只有4000元左右。

　　李达文所在的部门，以前叫“文物管理中心”，后来改成“文物旅游局”，再后来是“旅游服务中心”。他说：“如今，文物科也就一个人，我是分管的，算俩人。”

　　为了看守高平市博物馆里的文物，李达文每个月有10天需要睡在办公室里。他的办公室放了张单人床。

　　过不了多久，李达文要开始准备下一批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申报工作。

　　他担心的不是申请不到。他叹了口气说，“什么‘保’多了压力也大”，因为“经费不够，管理上不去”。

　　根据山西省财政厅公布的数据，2011年，省财政投入文物保护的经费只有0.33亿元，2012年增加到0.62亿。

　　尽管山西正努力增加投入，但仍与经济发达地区相去甚远。2012年，北京市政府用于百余项文物修缮的拨款是10亿元，几乎是山西省同一年的16倍。

　　反观两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北京128处，山西452处。

　　李达文说，自己所在部门一年的文物维修经费不到50万元，而一些寺庙的整体维修少则100多万，多则四五百万元，“吃”得上专项资金的文物是凤毛麟角。

　　人越多的村子，古建筑往往保存得越好

　　“有没有可能不只靠政府，而更多发挥民间的力量?”唐大华想要找出一条路。

　　他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一条规定：“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由所有人负责修缮、保养。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有损毁危险，所有人不具备修缮能力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帮助；所有人具备修缮能力而拒不依法履行修缮义务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给予抢救修缮，所需费用由所有人负担。”

　　“我走过的很多山西乡村小庙都是村子的集体财产。这意味着很多长期无人问津的低级别文物，修缮责任落在了村委会头上。”唐大华这么认为。

　　2014年，他走了山西的十几个村落，北到忻州，南至长治。这些村子的共同特点是，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在外打工，成了以老幼为主体的空心村。村集体收入寥寥无几甚至是零收入。

　　唐大华发现了一个规律：人越多的村子，古建筑往往保存得越好。人越少的村子，面临的问题也更多。

　　他认为，这些建筑能“活”到现在，靠的主要不是政府，而是民间力量。现在农村空心化了，不少建筑又成了文物“保护”单位，只能依靠政府。

　　2015年，《山西省社会力量参与古建筑保护利用条例》立法工作启动，拟通过减免税收和开发利用等优惠政策，鼓励、吸引社会资金进入文物保护领域，解决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文物保护单位古建筑外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民间博物馆的保护利用问题。

　　关于修缮问题，李达文坦言：“好多东西都是矛盾的。” 他说，提倡自资维修，就需要规范，这就要求厚厚的设计图纸、设计方案，最后还需要通过专家论证。

　　为了说明问题，他打了个比方：“如果我只有30万元的修缮资金，光研究论证可能就花掉了20多万元。”

　　唐大华在山西遇到过一些文物保护单位，屋顶漏了，本来只需几千元就可以修好，但这几千元却不知道找谁去要。

　　“咱们的文保单位都是靠国家养，小问题无暇顾及，只能等到它出大问题，再拿出大修经费。这段时间只能硬抗。可如果小修到位了，大修的周期肯定会大大延长。”他说。

　　为了寻找拯救古建筑的路径，唐大华的镜头伸向了国外。

　　今年5月，唐大华带着相机去了一趟日本京都。

　　在世界文化遗产下鸭神社的门口，他看见一张简易的桌子，桌上放着一捆捆黑色树皮。

　　在日本，唐大华常看见用这种树皮做成的殿宇屋顶。他查阅一些资料，发现这种树皮叫做桧皮，做屋顶大约20年更换一次。

　　作为自愿给下鸭神社的“奉纳”，捐赠一束挂面那么粗细的长条桧皮只需要500日元。

　　唐大华开始留心这些“奉纳”的价格，发现无论是祈福的木牌，还是送给神社的酒，价值很少超过1000日元。

　　他认为，这种低门槛，反而有利于民众在文物保护上贡献力量。

　　在京都观看“三船祭”时，唐大华见到了“兰陵王入阵曲”表演。他的第一反应是兴奋。他曾听说，这首曲子古时传到日本，在中国失传。

　　可是身为山东人的他，又马上陷入到某种悲哀中，因为就算“兰陵王入阵曲”传回中国，也不可能是中国风格的了。

　　他惋惜，作为中国文化重要载体的寺观，成了戒备森严的“文保花瓶”和仅供参观的“木乃伊”，很多里面有的只是不懂文物的“管理员”。

　　他甚至怀疑，多年沿用的文物保护方式是否已经过时。他认为，如果继续以“保护”的名义，把一些有条件开放的古建筑关起来，只会把“非物质文化”抽干，留下一具木乃伊。

　　在日本，唐大华看到不少被认定为“国宝”的木结构古建筑，里头照样掌灯点蜡。他相信肯定有某种“开着门”保护古建筑的方式。

　　在他的愿景里，唐大华希望自己可以不再拍摄古建筑的破败，而是记录它的美好。

　　他年轻时，曾跑到40多公里外的河北景县去看一座舍利塔。在他的记忆里，那60多米高的塔身给一个年轻人带来的震撼，是任何书本都没法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