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笔：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李师荀

　　文稿编辑：蒋韡薇

　　13年来，郑太红没有真正休息过一天，这位乡村医生，一直在工作，或者学习。最终，他贫穷、痛苦的人生在43岁时戛然而止……

　　妻子袁云华在他生前工作的村卫生室，找到20多个不同年代的笔记本。它们大多霉迹斑斑，被老鼠咬得残缺不全。有几本笔记本的装订线断了，潮湿、轻薄的纸张，翻一页，掉一页。

　　“罗青荣17元；郑能初733.5元；罗福艳11490元……”

　　笔记本上，郑太红用黑色、蓝色的笔，记满名字和金额。这是他多年来给村民看病时，对方所欠的医药费。名字被划掉的，是已经还过的。没有划掉的，袁云华与家人统计了好几天，发现共有125名村民赊账1799笔，累计127869元。

　　“有些账已经欠了十几年，笔记本上没有签字、没有地址、没有联系方式，很多人都找不到了。”郑太红的三弟郑太平有些无奈地说。

　　“我是多想回到那贫穷古老的故乡，树一个榜样，带动他们富有。”

　　——郑太红，2000年4月

　　柳双村，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省级贫困村，位于湖南省新化县，地理位置偏僻，平均海拔过千米，不少村民是贫困户。

　　郑太红是该村的一名村医，也就是过去人们常说的“赤脚医生”。1985年，原卫生部统一改称为“乡村医生”，行医者经考试合格后，持乡村医生证上岗。

　　郑太红不仅考了乡村医生证，还考了中医执业医师资格证，但他“不像那些聪明人，去县城开赚钱多的私人诊所”。他在家乡的半山腰租了几间房子，开了一家村卫生室，每年租金3000元，需要自付。

　　与郑太红青梅竹马的袁云华回忆，丈夫“从小就想当医生，给那些贫困的人、可怜的人治病”。

　　12岁那年，郑太红母亲腹中长了两个瘤子，疼得要命。

　　“妈妈都这样了，你怎么不带她去看病。”郑太红问父亲。

　　“我又不是医生，我也没钱带她去看病。”父亲如此回答。

　　郑太平说，“后来是大哥(郑太红)从外婆家借到钱，送母亲去镇卫生院做了手术”。几经波折，母亲终于得救。这段经历，让年幼的郑太红认识到医生的重要性，和没钱治病的痛苦。

　　15岁时，中考全镇第一的郑太红因家贫而辍学。之后，他当过3年中医学徒，但为了供养两个弟弟上学，又不得不南下打工。直到2001年，27岁的郑太红才考上娄底市卫生学校。在妻子和三弟的资助下完成学业，成为柳双村的村医。

　　“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有没有钱，只要叫他，他都会来！”这句话在村民中口口相传，几乎成为郑太红的“广告语”。大家喊他“红医生”，附近十里八村的村民都会慕名向他求医问药。

　　“红医生是我们家里三个人的救命恩人！”79岁的罗淑媛回忆，10年前，她在割猪草时不慎把脖子摔骨折了，一直昏迷。家人把她送去医院救治，但“医生检查了一个晚上后，让家人接我回家，说这么大年纪了，不要打针了”。后来，是“红医生一直给我打针、治疗，我才慢慢好了”。

　　几年前，罗淑媛的老伴跌倒摔到头，耳朵、眼睛、鼻子都出血了。医院放弃了，但郑太红同样没有放弃，硬生生把老人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再后来，罗淑媛的孙子病了，高烧不退，“红医生说他得了脑膜炎，不要耽误，直接送长沙的大医院治疗”。两位留守老人开始并不相信，眼看孩子的病情不断恶化，罗淑媛喊回在外打工的儿子，把孙子送去大医院检查，“果然是这个病”！

　　至今，罗淑媛家中的破旧门板上，还用粉笔写着红医生的手机号码。她说：“红医生是个好人，一直尽心尽力地给我们治病，不管我们有钱没钱，只要给他打电话，早晨、晚上，甚至是半夜，他都会来。”

　　“我每天在无休止地工作着。这就是我当初想要追求的目标。

　　可我深刻地体会到自己是多么劳累，多么无趣。

　　我还得努力地坚持下去。”

　　——郑太红，2007年3月

　　医术高、随叫随到、能赊账，郑太红在当地的名气越来越大，找他看病的人也越来越多。

　　“乡村医生哪有休息日？全年都在工作，大年三十和大年初一也不例外。”袁云华说，丈夫每天上午坐诊，下午和晚上出诊五六次，多时甚至十几次。“山里的路不好走，有时能骑摩托，有时只能步行，一来一回常常要走几十公里。”

　　这几年，郑太红跑坏了四辆摩托车，每年摔坏四五个医药箱，还多次在出诊途中发生意外。一次，他在出诊的盘山路上被货车撞倒险些丧命；一次，山里下雨发洪水，他为抄近路救治邻村的一位老人，冒险骑摩托车冲过一条河，结果被湍急的河水冲倒，多亏抓住摩托车才得救……

　　袁云华眼见丈夫睡觉的时间，从晚上10点多慢慢变成凌晨一两点，半夜出急诊更是家常便饭。

　　“我劝过他很多次，夜里睡觉关掉手机，别太累了。他却说，那些半夜打电话的病人，都是难受得坚持不住了，必须得去。”袁云华说，丈夫还时常反过来安慰她，“我是男子汉大丈夫，顶得住！”

　　距离柳双村40多里地的荆竹村村主任杨如和将郑太红比作“救命稻草”。多年前的一个大雪夜，已经是半夜12点多了，杨如和的孙女发高烧到40多度，他联系了较近的两名村医，但对方都不愿出诊。最后，郑太红披着雨衣，骑着摩托车赶了40多里路过来。凌晨4点多，全身是雪的郑太红赶到，“他一直守到吊针打完，天亮了才走。我当时就被红医生的医德所感动。”

　　行医13年，郑太红不知道救了多少位病人，但是长年超负荷的工作，让他的身体发出危险信号。

　　今年5月20日，郑太红给三弟打电话时说，“最近半月瘦了十几斤”。经过家人劝说，他答应端午节后去医院检查身体。

　　然而，端午节那天凌晨4点59分，郑太红突然给下山置办东西的袁云华打电话：“我不行了，你快回来。”

　　很快，他的电话挂断了。袁云华打过去，手机铃声一遍遍响起，但是没人接。

　　几分钟后，住在隔壁的房东陈青云，接到袁云华的求救电话后匆忙赶来。

　　她看见郑太红穿戴整齐地坐在村卫生室的塑料椅子上，脸色发青，嘴巴和眼睛闭得很紧，两手攥着垂到椅子下面。“我叫他，他没有反应。我把他的手打开，他也没有反应”。他身旁的桌子上，一瓶全新的速效救心丸还没来得及打开。

　　几名半夜在路边打牌的村民看到，红医生出事前几个小时——夜里12点多，还骑着摩托车出诊。

　　“红医生是累死的。”不少人这么议论。

　　6月3日，郑太红出殡，柳双村几乎全村出动，一些在外地打工的村民也赶了回来，上千人冒雨送他最后一程，“所有人都在哭，把上山的路都堵了”。

　　罗淑媛最初听到有人说“红医生去世了”，还生气地骂对方“胡说八道”，等到确定这事儿是真的以后，她的胸口揪着疼，几天吃不下饭，“红医生走了，以后谁来给我们看病？”

　　在整理郑太红遗物时，袁云华与家人找到二十多个本子，有日记、学习笔记、病历和账本，账本上记满了村民平时看病所赊的账。少则十几元，多则1万余元。

　　“金额较大的，都是他平时借钱给村民去大医院看病用的。”袁云华说，前几年，丈夫每年会给她留七八千元，多的时候过万元，“但今年一共只给我2000元，我问他，诊所生意那么好，钱都去哪了？他只说，我赚钱了，都记在本子上了。”

　　这些赚到的钱，因为郑太红的突然离世，变成了当地人口中的“良心债”。账单里既没有当事人签名，也没有地址和联系方式，连欠条都算不上。

　　由于家中只剩5000余元积蓄，袁云华为了给丈夫筹办葬礼，不得不与家人挨家挨户上门要账，只要回一小部分。“大多数村民认账，但是没能力还钱，欠债的大多是附近的贫困户”。

　　不过，也有少数没还钱的村民家中用着液晶电视、冰箱等，几个孩子抱着智能手机打游戏，看起来似乎并不那么贫困。

　　“其实，我能理解丈夫为什么愿意赊账。”袁云华说，她从小在这个村里长大，幼时曾因家贫差点被生父卖掉，是外婆偷偷把她抱走寄养在表叔家。

　　嫁给郑太红后，袁云华育有一儿一女，儿子在长沙读技校，女儿刚读小学三年级。郑太红去世后，这个家庭失去了顶梁柱。

　　料理完丈夫的后事，袁云华搬回山上的老房子与公婆同住，这是她与丈夫唯一的房产。每当家里有人来悼念，郑母都要大哭一场，浓重的方言、古老的调子，犹如一首当地的山歌。

　　而此时，袁云华也忍不住流泪，像祥林嫂一样喃喃道：“他说过一定会让我幸福的，怎么突然就走了！”

　　女儿在父亲去世的第三天就坚持要回校上学，袁云华说：“她从小乖巧，经常帮爸爸抓药。她以前说过，要好好学习，长大当一名医生帮爸爸的忙。”

　　“痛苦的人生、痛苦的泪水，也只能在自己心中积压……金钱啊，不知你要什么时候才能走向我的家门。不知你什么时候才能把我牵向幸福的日子。”

　　——郑太红，时间不详

　　在家人面前，郑太红从不言累；在病人面前，郑太红乐善好施；但是，在同行面前，他除了“好学、上进”以外，“总是抱怨自己太忙了”。有人记得，他出事前两天，曾跟另一位村医说，“我快累死了”。

　　郑太红有写日记的习惯，2012年以后，他留下的日记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学习笔记和病人的诊治记录。

　　偶尔，他会在这些材料里随手记下自己的劳累、痛苦和困惑。做了20多年村医的邹定朝有同感。

　　“我们经常一起自费外出培训医术，有时一天的培训费就得1000元。”邹定朝说，他们的工作如履薄冰，医疗风险很高，但赚的钱很少。

　　有时，邹定朝会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虽然被称为“医生”，归当地镇卫生院管理，却需要自行购买农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既没有编制，更没有工资！

　　荆竹村村医张理为平日给村民看病，也赊出五六万元的医药费。每天，他在山里四处奔波为村民看病，偶尔能在病人家里蹭顿饭，但大多数时候他只顾得上吃方便面，“仅去年一年，就吃了30多箱”。他年幼的女儿，只能由丈母娘照顾，成为近在身边的“留守儿童”。

　　“平时除了给村民看病，我们还要完成政府购买服务——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张理为说，作为乡村医生，他们负责为当地村民建立健康档案，为儿童预防接种，对孕产妇和老人进行健康管理，对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及精神病患者等，进行每年不少于4次的随访等。

　　这些工作琐碎、繁重，占用大量时间，而他们得到的回报，是一台电脑、一个文件柜、少量基本诊疗设备等，以及“按村里常住人口计算，每人每年补贴18元公共卫生服务经费”。

　　“我们宁愿不要这个钱，也不想干公卫服务，真的太累了！”有村医抱怨，由于无法解决后顾之忧，这份工作“没有盼头，不知何年是个头”。

　　“2014年开始，政府给予60岁以上且连续从事乡村医生工作5年以上、并退出乡村医生队伍的老年乡村医生发放困难补助，分别为每月90元、120元、150元，仍然难以保障这一群体的基本生活。”新化县卫生计生局局长张政兵介绍，按照每千名服务人口不少于1名的标准配备村医，该县村医缺口达200多人。“大部分年轻人嫌村医工作收入低，压力大，选择外出务工。”

　　“我是一只羚羊，茫茫然我没有了方向。在高风险的医疗时代，我恐惧、我害怕，我害怕自己一无所有。” 郑太红在笔记本里，反反复复地告诫自己“认真地学习，认真地工作”，如同自我催眠一样。因为他坚信，“只要我们努力地工作，就有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