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面向2030年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指导思想、战略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部署构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先发优势。这一规划的出台，为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争夺科创前沿高地吹响了冲锋号。

　　刚刚过去的一周，我们被人工智能频繁刷了头条。京东将在四川建185个无人机机场，四川省商品可在24小时内送到中国任何城市；联想2017全球创新科技大会上，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宣布联想已赌上身家性命去押注AI……

　　7月20日，国务院正式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简称《规划》），“人工智能”这个被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上带火了的“热词”，有了国家规划和战略布局。

　　《规划》指出，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将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10万亿元。面对万亿的产业规模，企业纷纷抢滩布局AI。不少人感叹，得人工智能者得天下。

　　“《规划》是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的第一个系统部署的文件，也是我们面向未来打造先发优势的一个指导性文件。”7月21日，科技部副部长李萌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规划》重点对2030年我国新人工智能发展的总体思路、战略目标和主要任务、保障措施进行了系统的规划和部署。

　　人工智能何以提升至国家战略

　　“新一代人工智能涉及解决我国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等重大需求问题，关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已成全球国家层面争夺战略制高点的目标。”中国科技法学会人工智能法专委会副主任、中科院大学公管学院法律与知识产权系副教授刘朝在7月23日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规划》将人工智能放在国家战略层面部署，不仅为国家近期相关战略的制定和已有战略的实施提供决策依据，也为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提供战略指引。

　　事实上，我国对人工智能领域的布局已有超前部署。2015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将“人工智能”列为推进“互联网+”重点领域发展目标任务；2016年，《“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明确指出重点开发人工智能等技术；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写入“人工智能”，新近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人工智能”将“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从顶层设计到具体落地，《规划》对人才引进、配套法律法规、财政和资源支持等多方面都有相应考虑。”刘朝说，这有助于激发社会介入人工智能产业的积极性，对高端人才、风险防范和有序竞争等难题提供政策指引。

　　“三步走”战略有什么深意

　　本着“科技引领、系统布局、市场主导、开源开放”的基本原则，《规划》提出“三步走”战略目标。第一步，到2020年人工智能总体技术和应用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人工智能产业成为新的重要经济增长点；第二步，到2025年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实现重大突破，部分技术与应用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第三步，到2030年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人工智能“三步走”，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三步走”战略目标有怎样的逻辑？科技部创新发展司司长许倞说，《规划》的核心不仅是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进步，而且考虑智能经济、智能社会发展，希望通过加强人工智能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来加速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进程。

　　记者注意到，“三步走”的目标中，首先强调了技术和应用，而非理论突破。对此，刘朝解释说，人工智能虽已经历60年的发展，但基础理论和应用基础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而我国的人工智能基础理论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缺少重大原创成果作为基础来支撑。因此实现理论突破尚需时日。

　　李萌强调，如今的中国人工智能技术，虽已跻身全球第一梯队。但在基础理论、核心算法、关键设备、高端芯片、重大产品和系统方面的原始创新成果还较少；在人才储备和产业生态上，同样亟须补齐短板。

　　人工智能领域怎样进行军民融合

　　业界评论，随着顶层设计框架的搭建完成，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有望在政策支持下持续提速。值得关注的是，《规划》将“加强人工智能领域军民融合”列为六大重点任务之一，那么，大数据的开放开源与军事安全如何兼顾？

　　“《规划》对人工智能的军民融合应用，强调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深度融合，兼顾了市场和国防各自的地位和发展规律。”刘朝说，促进军民科技成果双向转化应用，是亮点也是难点之所在，主要的障碍在于能否真正落地。

　　至于大数据的开放开源与军事安全的协调，刘朝认为，难点在于边界的把握。开源协议及相关文件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调整平等民事主体的契约关系，和军事、安全之间是私法与公法的关系，“在这一法律框架下，谋求精细妥帖、可操作性的规则和实施守则是关键。”

　　如何掌控更“聪明”的人工智能

　　此前，创新工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开复公开表示，人工智能将是中国引领全球最好的机遇，因为中国不仅政策相对开放，还拥有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海量数据。而新一代人工智能，就是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上的，受脑科学启发的类脑智能机理综合起来的理论、技术、方法形成的智能系统。

　　李萌表示，跟前60年相比，新一代人工智能不但以更高水平接近人的智能形态存在，而且以提高人的智力能力为主要目标来融入人们日常生活。在人脸识别技术等越来越多的专门领域，人工智能的博弈、识别、控制、预测甚至超过了人脑的能力。

　　虽然新一代人工智能更“聪明”了，但是国家也渐渐开始掌控这匹黑马的缰绳，不能让它“脱缰妄为”。为此，《规划》将人工智能上升到了国家安全问题，那么，风险防控是否能应对技术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

　　刘朝指出，《规划》融合了人工智能的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并兼顾国际战略视野和本国国情；既谋求长远发展，又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可能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尤其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给予特别重视，在‘保障措施’中，把制定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的法律法规和伦理规范‘列在第一条’。”

　　李萌坦言，总体而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技术应用，对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影响是可控的。比如对就业的挑战、对社会伦理的影响，《规划》中都有考虑部署，明确提出“把握人工智能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高度融合的趋势”，就是要实现发展与规制的协调。

　　“《规划》中关于风险和影响的描述，表明了国家战略层面对人工智能风险的关注和防范，有助于消除人们对人工智能的过分担忧和莫名恐惧。”在刘朝看来，就现实中可预测的风险来说，《规划》涉及的比较全面。但最大的问题是，囿于基础理论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带来惊喜还是风险目前难以预测，这一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在《规划》实施中密切关注。（本报记者 刘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