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8月14日，是世界第五个“慰安妇”纪念日。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推行的肮脏、丑陋的慰安妇制度，给众多受害女性带来地狱般的折磨。这段悲惨经历，成为受害人一生都难以抚平的伤口。随着岁月的流逝，她们大多已在屈辱和煎熬中相继离世，最终没有等到一句道歉。幸存者已然寥寥，这些耄耋之年的老人，生命烛光也渐渐微弱。小编们整理了手中珍贵的影像，纪念这些历史的证人，她们不应被世人忘记！

　　幸存者郝月连2017年8月15日，山西省清徐县，九十岁高龄的“慰安妇”幸存者郝月连在家中控诉日军性侵罪行，她是该省仅存的6名“慰安妇”幸存者之一。中新社记者 韦亮 摄

　　1943年，郝月连的父母在地里干农活，15岁的她在家中被日军强奸。那天夜里，郝月连和同村的男女被日军押走，关进一间脏乱的房子里。日军开始没日没夜地对男人施虐，对女人性侵。一个月后，郝月连被家人赎回。不到两个月，郝月连在家养病期间，日军又把她抓走。每夜遭受着日军的蹂躏，白天靠吃剩饭填肚子。多亏好心村民将其关押的事告诉郝月连父亲，才将她悄悄解救。 中新社记者 韦亮 摄

　　18岁那年，郝月连结婚，却丧失了生育能力，抱养了她妹妹的女儿作为养女。常爱仙不到1岁时就被过继给了郝月连，姓氏也随了养父。2006年，和郝月连生活了60余年的老伴儿去世了。三年前，常爱仙把母亲从长治武乡老家接到清徐生活，让老人结束了独自生活的日子。目前，郝月连患有高血压，耳朵和腿脚都不是很灵光。有些老年痴呆的她支支吾吾地谈到日本人时，依旧满是愤怒。“日本人把我害得那么惨，想叫他道（道歉）了，想叫他赔（赔偿）了，可人家不给呀。” 中新社记者 韦亮 摄

　　幸存者骈焕英现年90岁的骈焕英老人是山西省沁县暖泉村人。1942年的秋天，年仅14岁的骈焕英被日军抓到据点蹂躏，20多天后在亲戚的帮助下回了家。几个月后，骈焕英再次被日军抓走，后在亲戚帮助下逃出“魔窟”。一段时间后，骈焕英又被抓走，再次回家后一段时间，骈焕英第四次被抓到据点遭受凌辱。新华社记者 詹彦 摄 图片来源：新华网

　　幸存者曹黑毛老人现年95岁的曹黑毛老人，家住山西省盂县下社乡七东村。1941年秋天，19岁的曹黑毛被日军抓到据点，遭受蹂躏怀了身孕，曹黑毛自己用肚子撞炕撞墙打掉了孩子。到1943年的秋天，曹黑毛才抓住机会偷偷溜出了据点，步行了几十里路回到家里。新华社记者 詹彦 摄 图片来源：新华网

　　幸存者李爱连现年90岁的李爱连老人家住山西省武乡县故城镇邵渠村。1945年的夏天，17岁的李爱连在村里被扫荡的日军抓到邻村的一间民房，惨遭蹂躏，随后被带到据点。50多天后，日军撤离据点，李爱连才回到了家。新华社记者 詹彦 摄 图片来源：新华网

　　幸存者刘改连现已年过九旬的刘改连老人，家住山西省阳曲县黄寨镇。1943年12月，刘改连被扫荡的日军抓到据点蹂躏，后来家里付了大洋才把她赎回来。新华社记者 詹彦 摄 图片来源：新华网

　　受害者黄有良1941年，年仅14岁的黄有良被日军追至家中强奸。1942年4月，日军将黄有良关进军营被迫充当“慰安妇”。黄有良在日本军营被禁两年，受尽欺辱。 中新社记者 骆云飞 摄

　　2001年7月，黄有良、陈亚扁、林亚金等8名当年海南“慰安妇”受害幸存者一起赴日起诉，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恢复她们的名誉。案件诉讼长达十年之久，幸存者们在反复上诉与被驳回之间挣扎，最终均以败诉告终。日方法院虽认定了当年的侵害事实，但以“个人无权利起诉国家”为由，判决原告败诉并驳回其上诉。2017年8月12日晚上9时许，黄有良老人因病去世，终年90岁。据黄有良老人的儿子告诉记者“老人生前常念叨官司的事情，对没有打赢官司心有不甘。”胡亚前说，自己也希望把官司继续打下去。中新社记者 骆云飞 摄

　　受害者陈亚扁陈亚扁，出生于1927年12月，海南陵水鸟牙峒人。1942年春天，未满15岁的陈亚扁与其他女子被日本兵抓去充当性奴隶，在日军不同地方的慰安所中遭受折磨近4年之久。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她才得以逃离魔窟与亲人团聚。2001年7月，陈亚扁、黄有良、林亚金等8名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一起赴日起诉，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恢复她们的名誉。中新社记者 骆云飞 摄

　　然而，案件经过长达十年的诉讼，幸存者们在反复上诉与被驳回之间挣扎，最终均以败诉告终。日方法院虽认定了当年的侵害事实，但以“个人无权利起诉国家”为由，判决原告败诉并驳回其上诉。“官司输了，我不甘心。只要我没死，我就要继续讨回公道！”当时，患有肺炎的陈亚扁老人说话时敲着脑袋，捂着胸口不停搓揉，闭着眼睛唤着：痛啊！2017年5月11日陈亚扁老人，含恨离世。中新社记者 骆云飞 摄

　　受害者尹玉林

尹玉林是山西省盂县西烟镇后河东村人，1942年的春天，山西境内的侵华日军头目佐藤带领部队占据了河东村，当时尹玉林刚满19岁，本应该享受青春年华的她却被日军抓走，惨遭蹂躏。中新社记者 韦亮 摄

　　在2010年3月，尹玉林曾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写过一封寄给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的信，当时是由阳泉盂县的志愿者李贵明负责，但信件寄出后就一直没有回信儿。没过多久，日本首相更换了，尹玉林就开始惦记着再写一封诉讼信。“只要我活着，就要和他们一直打（官司）下去。”尹玉林说。中新社记者 韦亮 摄

　　2012年10月12日，尹玉林老人去世，享年90岁。二十年来，尹玉林老人和二战时期“慰安妇”幸存者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日本政府的诉讼，但直到离世，她都没有等来日本政府的道歉和赔偿。中新社记者 韦亮 摄

　　受害者张先兔张先兔,山西省阳泉市盂县西烟镇西村人，1942年大年初二的早上，16岁刚刚完婚的张先兔在家里被日军抓走，在炮楼里受到了非人的折磨，每天都遭受日军的轮奸，稍有反抗就遭恐吓、毒打。后来，家里凑了100块大洋送进据点，才把她解救出来。中新社记者 武俊杰 摄

　　1998年10月30日，老人参与了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诉讼，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并于2000年第一次赴日作证。2015年11月12日上午9时15分，老人家中去世，享年89岁。多年来，张先兔老人和其他志愿者一直在坚持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但老人临终也没有等来日本政府的道歉。图为2015年11月20日，张先兔老人的追悼会在山西西烟镇西村举行，众多亲属好友送别老人最后一程。中新社记者 武俊杰 摄

　　受害者黄珍妹黄珍妹阿婆家住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保村，1940年3月中旬，28岁的黄珍妹与其他女子被日本兵抓去充当性奴隶，在日军的慰安所中遭受折磨近一年时间。1941年，她逃离魔窟与亲人团聚。2016年2月7日黎族阿婆黄珍妹家中逝世，享年104岁。（视频截图）

　　受害者李秀梅

李秀梅是1995年中国慰安妇对日索赔诉讼团第一批老人中其中一位。1996年7月，李秀梅来到日本东京，第一次“人证到庭”。2014年4月10日，李秀梅因脑梗离世，享年87岁。作为中国对日索赔首批慰安妇中的最后一位老人，她终究没能等到期待已久的那一声道歉。图为2014年4月18日，李秀梅的追悼会在她的家乡西烟镇北村举行，众多亲属好友送别老人最后一程。中新社记者 韦亮 摄

　　受害者郝菊香郝菊香老人家住山西省武乡县故城镇权店村。1939年4月的一天，17岁的郝菊香在家中被日军抓走强征为慰安妇，被日军凌辱了一个多月后，家里凑够了大洋才把她赎回来。2016年8月18日郝菊香老人去世。新华社记者 詹彦 摄 图片来源：新华网

　　受害者赵兰英赵兰英家住山西武乡县故城镇信义村。1941年6月，18岁的赵兰英和姐姐赵兰花、赵玉英一起被日军抓走，两个多月后，家人把她带回了家。赵兰英吃药调理了3个月时间，身体才慢慢好起来。2016年4月7日，赵兰英老人去世。新华社记者 詹彦 摄 图片来源：新华网

　　受害者李金鱼李金鱼老人是山西省沁县漳源镇南园村人，1943年，年仅14岁的李金鱼被侵华日军抓作慰安妇，两个多月的非人折磨造成她终身不能生育。李金鱼老人曾在友人的帮助下起诉日本政府，但直至2010年老人去世，也没有等到日本政府的一句道歉。图为李焕清手捧姐姐李金鱼老人的照片。新华社记者 詹彦 摄 图片来源：新华网

　　受害者南二扑1922年出生于山西省盂县西烟镇后河东村的南二扑，20岁时被日军抓走，被关押一年零8个月，1943年秋天才回到村里。长时间遭受日本人凌辱，导致南二扑不能生育，1964年，南二扑从王福庄村抱回了养女杨秀莲。1967年6月，南二扑因身体不好和压力过大等原因在家悬梁自尽，享年45岁。杨秀莲在友人的帮助下参加了对日起诉，她坚信会有得到正义的一天。图为杨秀莲拿着养母南二扑的照片。新华社记者 詹彦 摄 图片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