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稻候鸟”“农田院士”，人们这样称呼朱英国。

　　朱英国是著名遗传学家和水稻生物学家，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先驱和中国杂交水稻事业重要奠基人之一，武汉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从上世纪70年代初起，每年秋天，朱英国候鸟般从江汉平原来到广西南宁；严冬将至，又转到海南育种，直到第二年春天。

　　冬“衔”稻种来，春“含”新种归，是“水稻候鸟”朱英国近半个世纪的真实写照。

　　今年8月9日，朱英国因病医治无效在武汉去世。

　　“育稼与民，功越神农。”人们以各种方式，缅怀为中国粮食安全奋斗一生的育种人。

　　年少立志：为苍生不再挨饿

　　1939年11月，朱英国出生在大别山深处的湖北省罗田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我从小到大，每天在脑子里打转的，最折磨人的两个字就是粮食。”朱英国这样回忆。

　　当个农业科学家，让天下人不挨饿，成为他懂事后的最大梦想。

　　1959年，朱英国高中毕业参加高考，填报志愿时，连填三个“武汉大学生物系”。

　　朱英国从未走出大别山，不知道武汉在哪里，只听说武汉大学好，在那里学生物、学农业错不了！

　　他如愿考入武汉大学生物系植物遗传专业。196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开始投身于水稻雄性不育与杂交水稻的研究。

　　水稻是中国人的主粮之一，栽种历史悠久。历经漫长岁月和反复的近亲繁殖，种子退化现象严重。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水稻平均亩产只有150公斤，有些地方甚至只有几十公斤。选育新的优良杂交水稻品种，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成为中国最紧迫的课题。  

　　1972年，杂交水稻研究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朱英国担任武汉大学杂交水稻科研小组组长。

　　杂交品种的选育极为繁复，每一对品种都要从成千上万的品种中去挑选，需要不断试种、反复回交，寻找精准的科学数据。水稻是喜温作物，育种只能在春天进行，在湖北一年只能搞一季。要加快研究、培育进度，只有去广西、海南。

　　1972年11月，朱英国和同事邓海铭用1000多个套袋带上全部种子材料，连同被窝卷蚊帐，每人挑着100多斤的担子前往海南。

　　从武汉坐40小时火车硬座到湛江，下车后换几小时汽车到海安，住宿一夜，坐两三个小时混装轮船横渡琼州海峡，再从海口坐约10个小时汽车，抵达海南陵水县椰林公社。路上走了六天七夜。

　　多少次，买不到坐票，他们一路站到湛江。有时遇到台风，受困琼州海峡，路上得走十天半个月。

　　“海南非常美丽，在房子里能看到树上很好吃的菠萝和椰子，还能看到田野上的水牛和远方的大海。”朱英国给远在大别山的妻儿写信时这样描述。

　　事实上，他们一直借住在当地农民家，连电灯都没有。平日要自己种菜，砍柴做饭；蚊虫毒蛇，让他们防不胜防。由于供应关系不在当地，粮油等必需品无法买到，猪肉更是难得吃到一次……

　　试验田的活儿又苦又累，还得做到绣花般精细：蹲在稻丛间，小心翼翼地把住穗头，剪颖、去雄、套袋、授粉、封口、记录、建档……海南太阳又大又毒，每次下田，全身湿透，像从水里捞上来似的。

　　守护试验田，更是头等大事。硕大的田鼠经常把科研组辛辛苦苦培育的禾苗咬断，朱英国和同事只得将铺盖搬到田埂边，每天晚上拉隔网、撒鼠药、放夹子、持长杆，轮番值守……

　　待到第二年4月，种子收割，成千上万个组合都得分类整理，带回湖北赶季播种。

　　这一走，整整半年。

　　1975年4月中旬，海南岛气候反常，稻子晚熟。为赶湖北育种期，他们来不及晒干稻种，匆忙装包回赶。到了湛江，朱英国感觉不对，取出一包包开始发烫的种子，摆摊似的排放在湛江火车站前水泥地上晾晒。更糟的是，由于着急赶路，忘了带《病虫害检疫证》，湛江站禁止他们通行，怎么央求无济于事。

　　稻种本身已发热，要是再耽搁，几年的心血就将白费。情急之下，朱英国当场昏倒过去。车站负责人大为感动，破例放行……

　　冬去春来。朱英国和科研人员用海南岛的“红芒”野生稻作母本，与几十个常规稻种杂交，历经反复试验筛选，发现其与常规稻种“莲塘早”杂交多次的后代种质非常好，“红莲”第一代终于诞生。

　　这项成果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多年后，朱英国谈起当年坚持下来的原因：我是共产党员，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是我的本分；我年轻时的梦想就是为天下苍生不挨饿而奋斗，我对梦想看得很神圣。

　　“朱英国不仅有梦想，而且他一直把梦想当日子过，虽然追梦异常艰苦，可是他过得很充实很快乐。”最早与朱英国同赴海南的邓海铭这样说。

　　居安思危：为吃好端稳饭碗

　　在杂交水稻领域，朱英国的“红莲型”与袁隆平“野败型”、日本的“包台型”被国际育种界公认为三大细胞质雄性不育类型。惟有“野败型”“红莲型”获大面积种植推广，被誉为“东方魔稻”。

　　如今，“红莲型”杂交稻在全国及东南亚等地区推广种植面积累计超过1亿亩。其中，红莲型“珞优8号”最高亩产达876公斤，跨入“超级稻”行列。“红莲”不仅惠及5亿中国农民，而且开始造福世界人类。

　　40多年来，朱英国一直过着“水稻候鸟”的生活。连续26年，没在家过年。他高兴地表示，自己的一年要过几个春天，一年可以干几年的活。

　　改革开放以后，大部分中国人可以吃饱了；粮食连增，浪费多了；青壮打工，种田成本上涨，耕地抛荒多了；城里人味口高了，看不上国产大米了……朱英国感到，我国粮食安全面临新的考验。

　　在他看来，杂交水稻是属于中国的原创，创新是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根本出路。他在带领团队完善“红莲”家族的同时，不断寻找安全盛放中国人“鸡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第二个、第三个“篮筐”。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朱英国就提出从农家品种中发现新的不育种质资源的设想。1984年3月，经过大海捞针，他和助手余金洪在上千个农家品种中发现了马尾粘中一棵不育株。

　　经过3年杂交试验，马尾粘细胞质雄性不育系“马协A”终于成功培育出来了。“马协型”杂交稻的突出特点是米质优，目前在全国推广面积已超过2000万亩。

　　水稻界专家认为，“马协型”和“红莲型”杂交水稻开创了从农家品种中获得雄性不育资源的新领域，有效防止了单一细胞质来源可能给我国粮食安全带来的潜在风险，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近年来，朱英国率团队紧盯“高产、优质、广适、生态”目标，加大开发新的不育系力度，在培育抗干旱、抗高温、抗倒伏、抗虫害、氮肥高效、易育种、易管理、适宜中低产田种植，以及再生稻新品种等方面取得一系列创新成果；并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市场推广队伍，有力推动了产学研一体化。

　　虽年事已高，朱英国仍不断学习、与时俱进，他在国内最早使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并取得技术突破；2014年，75岁的朱英国凭借“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研究与应用”，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武汉大学高级工程师朱仁山32年跟随朱英国搞科研，他深有感触地说：“是使命感决定了先生的科研高度。他的科研目标始终明确，就是保证老百姓吃饱吃好，保障国家粮食绝对安全。和他一起工作，最大感受是时不我待。”

　　他忘不了，上世纪90年代，曾经一段时间，由于缺少科研经费，请不起工人，50多岁的朱英国从早到晚在学校试验田，干着最重最累的活。一次，他的脚被严重割伤，只是用水冲了冲，再接着干……

　　悉心育苗：为人才接续布“方阵”

　　“田里育良种，校园育人才。”朱英国的博士生、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遗传学系副教授胡骏对导师充满敬意。

　　17年前，胡骏获得保研资格，但在选择专业和导师上很是犹豫。他忐忑敲开了朱英国的门，朱英国亲切招呼他坐下，给他递上一杯热茶。

　　“学农不苦，为人民服务，有什么苦呀？”朱英国笑着说，“你对水稻有感情，水稻对你就会有感情。”

　　导师发自内心的话感染了胡骏，坚定了他一生的专业方向。

　　2003年4月，黄文超从四川农业大学考上朱英国的博士研究生，来武汉面试前，临时通知改为由四川农业大学代为面试。原来，导师不只是为了免去他的旅途之苦，更是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因为当时国内正流行SARS……

　　2003年年三十，黄文超没回老家，待在了实验室，朱英国陪着他过了除夕。

　　正月初一，他走出实验室，发现先生的办公室开着，进去一看，先生仍在办公室，抬头微笑着向黄文超说“新年好”。

　　黄文超才知道，在这个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先生整整陪护了他一夜！黄文超当时扭头跑回实验室，泪流满面。

　　对于学生的学业，朱英国要求极严，毫不迁就。胡骏的硕博连读，历时8年。在胡骏家人产生怨言、自身决意放弃时，已是院士的朱英国亲自带上礼物上门给学生拜年，为胡骏及全家做工作，对他进行鼓励。胡骏博士论文答辩通过后，朱英国拿出珍藏多年的茅台，为胡骏庆贺。

　　胡骏没有辜负导师，2011年12月，他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国际植物学界顶级刊物《植物细胞》发表论文，揭示了红莲型杂交稻的育性恢复机理，提出了恢复基因分子复合体模型，推进了育性恢复机理的认知，引起学界注目。

　　朱英国一生惜才爱才、育种育人。他对人才的关注、培养不问背景，不论出处。

　　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植物遗传学家杨代常就是朱英国在田间发现的。

　　1975年，在湖北沔阳进行杂交水稻的培训与推广中，朱英国发现当时不到20岁、初中都没毕业的农技员杨代常很执着，是个苗子，于是给他送去科普书籍，悉心指导。

　　1985年，武汉大学招收首届插班生，在朱英国的极力推荐下，初中肄业的杨代常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经过刻苦努力，成为朱英国的第一个硕士生、第一个博士生。

　　野外农田是朱英国最珍爱的实验室、最重要的讲堂。“没入学先下田”成为他的师训。

　　武大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陈学峰记得，当年，朱英国是戴着草帽、在学校试验田里对他进行考博面试的；胡骏研究生的第一堂课是在水田里上的；所有研究生入学时间是9月，朱英国的研究生7、8月先下田，带着满身泥水、满脸黝黑开学……

　　“国家粮食安全要靠你们”“人是要有精神、有坚持的”，朱英国对每个学生这样说。

　　言传身教，成为巨大精神感召。

　　1999年，杨代常成为美国加州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和实验室主任。2005年，朱英国来电，一声“你该回来了”，让杨代常立即卖掉房产、放弃股权和丰厚待遇，毅然回国。回国后，他承担了国家973、863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个重大项目。2014年，其科研成果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朱英国先后培养了100多位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为地方培养出大批杂交水稻科研、制种与栽培技术骨干。他带出的红莲型杂交稻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市场推广三支队伍，形成杂交水稻研发、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强大“矩阵”。

　　此情绵绵：为祖国守望春天

　　“我从大别山走向珞珈山，再从珞珈山走向五指山。”朱英国曾这样描绘自己的人生轨迹。

　　这位从大别山走来的农民儿子，一生没有离开农田。2005年，他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他永远对人微笑，总是那么和蔼可亲。背个破挎包，穿着永远擦不亮的皮鞋，走路比谁都快。”

　　“总是把别人的事当事，帮很多人解决家属工作问题，自己老伴做了一辈子临时工。”

　　“不在实验室就是在田里，当了院士也这样，所以叫他‘农田院士’。”

　　“院士一生勤俭节约，每次在外吃饭，剩饭剩菜一定打包……”

　　“他不要院士专车，出差从不坐公务舱、一等座。包都是自己背，别人要替他背，他抢回去。”

　　“他对党感情特别深厚，在今年3月的党支部民主生活会上，他无比激动地回忆了50多年前在党旗下宣誓的情景，感染了所有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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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事、学生向记者描述朱英国。

　　丁俊平是推广红莲杂交稻品种的民营企业董事长，他感受最深的，是朱英国对农民深入骨髓的爱。“做什么事都不能亏老百姓”，朱英国经常对他说。合作十多年，朱英国只关心种子质量，百姓收成，公司商业化的事情找他，一律拒绝；凡是农民的事，他一律支持，一次次下到田里为农民作技术推广。

　　“这是他对大地的情怀！”

　　2015年起，朱英国出现抵抗力下降、身体容易疲劳的症状，诊断为骨髓异常增生综合征。

　　“如果治疗了不能工作，我宁可不治疗。保命对我没有意义。”朱英国态度坚决。他同意治疗的前提是不影响正常工作。

　　这两年，他出差下榻宾馆的第一件事，是找冰箱存放煎好的中药；回到武汉的第一件事，是直奔医院输血小板。虽然两年间几下病危通知书，由于他工作如常，一切故我，很少人了解他身体的真实状况。

　　“由于长期打针，父亲胳膊手腕上已经无法下针了，只有在胸口装一个滞留针，直到去世也没取下来……”朱英国的小女儿朱金红说。

　　今年4月上旬，已是78岁的“水稻候鸟”朱英国最后一次来到海南育种基地。他戴着草帽、顶着日头，站在试验田里，看到已经抽穗灌浆的禾苗，满心喜悦。

　　“他要下田，谁都劝不住。他说，到了海南，我的病就好了。”朱仁山说，“他对水稻的喜爱别人无法想象，就像小孩看到最喜欢的玩具和巧克力一样！”

　　从海南回来后不久，朱英国住进了医院。他的学生龙伟雄回忆陪护导师做骨穿刺手术的情景：

　　“针头从他后背插进去，由于老师的凝血功能不好，而且得抽三次，每一次抽的时间都得半个小时，但他却很平静……”

　　8月6日，躺在病床上的朱英国专门召集研究人员，商讨杂交水稻新品种研发事宜。

　　学生罗肖陨陪导师走完最后一程。导师走前一天晚上，关切地了解他的实验进展情况，留下最后的嘱托：“你们这一代年轻人是国家的栋梁，要以国家的粮食安全为己任。”

　　天空，留下翅膀的痕迹——祖国美丽的天地山水间，逐梦“候鸟”曾经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