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广受关注的“格斗孤儿”有了一个比较温暖的归属，很多人可能都像我一样，松了一口气。尤其是媒体人，面对这个结果，感觉压在心中的那个道德包袱不再那么沉重。

　　据媒体报道，备受关注的“格斗孤儿”风波出现了新动向。在政府的支持下，近日，恩波格斗俱乐部获得了体校资质，与阿坝州体校联合办学，这意味着曾经被“遣送”回家的孩子们将可以继续回来训练与学习了。媒体用了“反转”这个词，称他们不仅能接受格斗训练，而且毕业还能获得国家承认的学历。相关方表示，这是一个趋于完美的结局，孩子们保留了选择权，格斗运动也得到正名。

　　孩子既能依法享受到应有的教育，又能按自己的兴趣接受格斗训练，政府与民间合作解决了格斗孤儿问题，记者终于可以不必为他们而感到内疚。

　　内疚从何而来？来自媒体报道后改变了格斗孤儿的命运，而且起初的改变，对这些孩子们并非好事，而是命运朝更坏的方向去发展。此事一波三折，舆情不断反转。媒体一开始报道格斗孤儿事件后，那段看起来很残酷、很残忍的铁笼格斗视频引发了舆论关注，俱乐部成为众矢之的。公众是带着“解救孤儿”的情绪介入事件的，政府监管部门也表达了重视，称要“发现一起纠正一起”。不过，随后事件的发展出乎公众意料，孩子们对这种“被解救”似乎很反感，一些孩子被送回老家时，是哭着离开的。那个场景让很多人心痛。

　　此后，报道此事的记者受到舆论批评。有人说，都怪记者多事，如果不是媒体报道，孩子可能不会像这样“被解救”，被迫哭着离开自己喜爱的打拳。媒体的介入打破了他们本来平静的生活，这不是解救，而是让他们没有了未来。

　　很多事件中，媒体记者都受到过类似的批评。一位采访蚁族的记者朋友，就遭遇“被报道对象”的鄙视。他做了许多反映蚁族艰难生存状态的报道，房子很破，交通很麻烦，周边配套很不完善，寄望引起相关部门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可当地蚁居者、蜗居者和村民并不喜欢记者，而是对他们充满“敌意”。有一次朋友去采访他们时，走到十字路口，当地村民就指着记者的相机戳戳点点：又是记者，就是你们这帮记者，拍拍拍，把我们的房子拍没了！朋友说自己当时心里很发虚，低着头像逃跑一样离开了那个路口，事后他不断地问这个问题：我们的关注和报道是错的吗？

　　几年前，有记者关注某地一位集装箱中蜗居的人时，蜗居者对媒体非常排斥。他很害怕引起媒体关注，因为他知道，媒体一报道，城管就会来，连蜗居之地都没有了。还有好几次，媒体报道贫困山村学校孩子令人触目惊心的贫困生活，可学校却被以“非法办学”的名义取缔了；媒体报道贫困群众住房太简陋，结果就是拆、拆、拆，最后连简陋的房子都没了。常把“关注”当“举报”，这真将记者和媒体置于很尴尬的境地，记者出于解决问题的善意而报道真相，却经常“导致”最坏的结果，是记者的错吗？面对问题不该报道吗？

　　当然应该报道，这是记者的职责。问题的关键在于，记者只有报道的能力，却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还得靠相关职能部门。如果相关职能部门只顾及自身的形象，只是把媒体报道当“舆情”，只想迅速“平息舆情”，而不顾被报道对象身处的境地和面临的问题，采取“锯箭疗法”，结果只会变糟。这也会置媒体于不义境地，陷入“该不该报道”的伦理自责。

　　感谢阿坝州相关部门，没有认为“把孩子送回家”就尽职了，而是以“最弱者的最大利益”为原则，努力协调让“不合法却合情合理”的事物变成合法的事物，政府和民间合作，既尊重法律又顾及现实，让孩子有一个最好的归属。这才是真正的解救，既解救了孩子，也把记者从“该不该报道”的道德困境中解救出来了。

　　曹林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7年11月24日 0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