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应该通过改革为要素在统一市场的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提供更好的制度保障，这种保障对提高未来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非常必要的。”

　　11月28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徐林在第十五届《财经》年会上发表了上述观点。

　　徐林从恢复高考40周年的契机谈起，“在我眼里中国改革是从恢复高考开始的，因为恢复高考是纠正人力资源要素错配的重要改革。恰恰是这一改革使得高素质的人能够通过高考更好地接受高等教育，在更能发挥作用的岗位上工作，是对人力资源要素配置扭曲的重大改革。”

　　他分析说，恢复高考后，中国的改革开始放松了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对人们择业的限制，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有了正常的、寻求高收益的机制。越来越多的农民可以离开农村、农业到城镇地区、非农产业就业；农民中具有企业家精神和素质的人开始办企业，产生了大量乡镇企业或私营企业；国有企业的退休人员或职工从国有企业退出，参加乡镇企业或民营企业的设立；一些党政官员也可以加入到企业中去。

　　“改革和放松管制的措施使得中国劳动力要素配置可以按照市场的规律进行配置，这种改进使得中国有了过去四十多年的高增长。”

　　徐林进一步提出，十九大之后中国经济要实现保质保量的增长，不能忘记过去四十年对改进资源配置效率所产生的难以想象的效果，现在依然要关注要素错配的问题。在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倍差还有4倍（最高的时候曾是7倍），城乡收入之间的差距也依然很大。所以未来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的配置的改革，人口向效率更高的产业领域、向收入更高的地区流动，这样的趋势还不会改变。

　　“从制度改革的角度看，政府还是应该通过改革为要素在统一市场的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提供更好的制度保障，这种保障对提高未来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非常必要的。”他说。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6年全国劳动年龄人口为90747万人，比上一年减少了349万人。这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自2012年连续五年净减少。但徐林指出，异地转移出去的农业劳动力还有2.6亿至2.7亿人的水平，很多人已经在城里工作了很长时间。

　　“到了目前这个阶段，我觉得政府应该想办法尽可能去解决他们在城市生存、扎根下来的问题，因为他们有很多人实际上回不去了。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在不断增强，实际上也要求政府特别是城市政府，多投入一些公共资源去解决这些人在城市的生活居住和社会保障问题。”徐林认为，这一部分人稳定下来之后，他们的预防性需求会减少，消费倾向会提高，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内需，对经济增长也带来好处。

　　“这样一些在城市生存的人，只要他不偷不抢，不是靠政府低保或者社会保障来生存，那么他就是在这个城市创造价值，他也是被这个城市所需要的，他和现有的城市居民对这个城市的贡献是完全相同的，所以他们在社会福利和保障方面就不应该受到任何歧视性对待。”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