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的围挡下面,露出了一截砖石。4∶2∶1的长宽高比例、青灰色的砖身、刻写着的铭文,是它们独特的‘身份证’,外行人可能不知道,但懂行的人一看就能认出来。”年初,到江宁一处古文化遗址参观考察的南京市民方青松,在附近忙碌的施工现场与明城砖“偶遇”。他钻过围挡,看到眼前的空地上还堆放着约200块同样的砖石,便立即将这一线索报告给了文物主管部门。
这是南京群众积极参与守护明城墙活动中的一幕景象。
“颗粒归仓”,每一块城砖都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
作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南京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原真性最好、极具中国古城代表性的城市城墙——南京明城墙,在中国古代城市史上乃至世界古城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是人类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但是由于历史上多种原因,南京城墙有些地段被拆毁,大量的明城砖流失民间。2015年颁布的《南京城墙保护条例》明确界定了散落的城墙砖的产权为国家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有、使用、买卖、刻划或者损坏。在相关部门前期做了大量回收工作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加大回收的力度,2016年11月,南京市文广新局、古都城墙保护基金会、城墙研究会、城墙保护管理中心联合举办“颗粒归仓 守护城墙”活动,向社会广泛征集散落的明城砖线索,对提供有效信息的市民,给予现金奖励。
明城墙也是“民”城墙。活动自从发起以来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年轻的学子、文物和历史爱好者,还有各行各业的普通市民都积极参与,其中年龄最大的参与者是今年已经90岁的谢竹如老人。在活动中,她不仅捐赠出和丈夫在20多年前无意中得来的两块城砖,同时还根据自己的见闻给文物保护部门提供了重要线索。这位老人介绍,丈夫生前是大学教授,非常爱惜这两块城砖,曾说过明城墙是南京历史的筋骨,需要民众共同来珍惜和保护。
方青松告诉记者,他平时经常在野外或拆迁工地寻访文物,今年1月份在江宁岔路口一处工地上发现200多块城砖,11月又在高楼桥附近的拆迁现场发现了1700多块。在他看来,这些600多年前的城砖承载着珍贵的历史信息,哪怕是残破不全的,用来修复城墙也比仿制的城砖更有意义。
“除了南京城墙本身外,其所刻砖文也是中国乃至世界城墙史上的一个奇迹,构成了世界现存的一组规模最大的砖文群。”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研究员朱明娥介绍,南京明城墙的每块砖上均印制了城砖砖文,这些砖文是为了保证城砖质量而建立的一套自上而下的城砖生产责任制。烧制的砖上不仅刻有府、州、县各级相关人员的本职和姓名,各级基层组织、制作、烧造人员的姓名也刻制在砖上,有的砖文责任人名甚至多达11个层级。
遗产保护,从单一由政府主导向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转变
专家介绍,根据以往的资料,南京明城墙砖多为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五省烧制,而这次活动中却有了新的发现:根据市民提供线索而回收的一块城砖显示,浙江的窑匠也有参与城砖烧制的。这块墙砖两侧有规范铭文,一侧有“明州府窑匠”字样,另一侧则标明其产于当时安徽宁国府。“可能由于当时宁国的窑匠人手不够,就邀请明州府的窑匠前来参与。另外一种可能是窑匠是当地人,但其籍贯是明州(今宁波),为表对家乡的思念特意加上明州府三字。分析认为第一种可能性更大。”朱明娥说,这样的铭文在迄今见到的南京城墙砖铭文中实属罕见,为进一步了解南京城砖的烧造技术及烧造单位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佐证。从这个角度上说,民众的参与也为这项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项长期而有意义的活动是文物保护的示范,是南京城墙这一文化遗产的保护从单一由政府主导,向整合社会各方力量、群众广泛参与转变的创新模式。”南京市文广新局局长刁仁昌介绍,要将明城墙这处城市体量最大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让老百姓“看得见、到得了、摸得着”。
据主办方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负责人介绍,截至今年10月,中心共收到市民提供的城砖线索近300条,有效信息94条,已回收城砖约8万块。目前,回收的这些城砖已被妥善保管在南京集庆门库房中,将来会用于明城墙的修复,可以维修约3公里的明城墙。同时,已收到了爱心企业的捐款,下一步将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进一步整合社会力量,更广泛地发动群众,共同为南京城墙“申遗”而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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