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北京朝阳法院针对171名被执行人，向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发送协助执行通知书，通过该公司开发运营的“360手机卫士”APP，协助法院以电话号码标注的方式对上述被执行人进行公布。这在全国法院尚属首次。

　　今年7月，深圳正式实施《深圳市积分入户办法(试行)》，放开落户的学历限制，以居住、就业和诚实守信为指标进行积分。不少人感叹，落户深圳不看学历看诚信，诚信正在“变现”。

　　一个是老赖被标记，一个是诚信被奖励，两则相反的新闻，却在表明同一个趋势：中国的诚信模式正在从1.0向2.0快速转型。诚信1.0模式，主要依靠传统的道德号召和舆论谴责；诚信2.0模式则加入了法律制度与科技力量。

　　回顾2017年，人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中国正在加快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以诚信为荣、以失信为耻的“诚信中国”正在走向现实，另一方面新的业态、新的技术也带来了隐私泄露、数据安全等新的问题。

　　传统模式正在失灵

　　今年12月7日，内蒙古工业大学一副教授论文抄袭被取消研究生招生资格；12月9日，宁夏医科大学一硕士论文涉嫌抄袭同校毕业生；12月21日，河北大学启动教师论文涉抄袭调查……

　　学术抄袭，无疑是违背诚信之事。尽管媒体不断曝光，但近年来仍然屡禁不绝。

　　不只是学术抄袭。小到代人体检、网购病假条、学历造假，大到恶意欠债、电信诈骗、食品药品安全，失信问题涉及人们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

　　俗话说，人无信则不立，业无信则不兴。人们向来对失信行为深恶痛绝，可在一段时间内，人们却时常看到，洞穿底线者捞尽好处，诚实守信者反而吃亏。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认为，随着社会进入转型期，人们交往半径扩大，流动性增强，传统的熟人社会已被陌生人社会所取代，这在无形中降低了失信的成本，给失信者以可乘之机。

　　与此同时，在互联网经济的大潮下，信任的风险在被放大。频发的网络诈捐、共享单车遭损坏、民宿被安装摄像头、直播平台侵犯个人隐私……2017年的诸多社会热点事件都在揭示这样一个问题：面对新业态和新科技，传统的以道德号召和舆论谴责为主维系诚信的模式正在失灵。

　　原因很简单，在熟人社会中，人们会顾虑周围人的看法而约束自己的行为；而在匿名的网络社会里，谁也不认识谁，诉诸道德给人的杀伤力微乎其微。

　　这正是诚信2.0需要解决的问题。陆杰华表示，要进一步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把伦理道德的柔性规范和制度法律的刚性约束结合起来，提高违法失信的社会成本，构建起不愿失信、不能失信、不敢失信的体制机制。

　　联合惩戒之网越织越密

　　今年9月26日，河南省渑池县，一场“失信人投标受限”的大戏正在上演。

　　“我们公司因被录入失信系统，无法参加某工程的招投标。”被执行人渑池县某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在最近的工程招投标时因失信无法参加。得知这一情况后，公司负责人主动联系承办法官，将全部执行款送交法院，案件得以顺利执结。

　　主动还款的背后，是制度在持续发力。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出台，第一次将对老赖进行信用惩戒的措施纳入到制度中。

　　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和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联合签署《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对失信被执行人提出 55 项惩戒措施。对失信被执行人设立金融类机构、从事民商事行为、享受优惠政策、担任重要职务等全面进行限制，更大范围惩戒失信被执行人。

　　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6月，全国法院已公布失信被执行人 749 万人次，限制其中 728 万人次购买机票，274 万人次购买动车、高铁票，10% 以上的失信被执行人慑于威力自动履行义务。

　　联合惩戒之网越织越密。在国家层面，国家发改委联合 60 多个部门先后印发了 23 个失信联合惩戒备忘录，制定了 100 多项联合奖惩措施，基本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惩戒大格局。

　　在贵州，政府未按公开承诺内容履职的行为等信息将纳入政务失信记录，甚至有可能吃到“黄牌”甚至是“红牌”；在芜湖，投标人通过诚信评价计分，直接运用到9大类23子项信用评标中，严重不良行为企业将禁止参加招投标……

　　信用正在“变现”

　　当老赖的日子越来越难过时，守信者却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得到“变现”的鼓励。

　　生活在北京的曹少年发现，自己的日常生活与信用越来越紧密相关。早晨去上班，要骑个ofo，因为自己的芝麻信用分在650以上，可以免押金；出差住酒店，用芝麻信用，不仅可免交押金，还可用信用额度付款；甚至如果要租房，通过支付宝的信用租房，还可以实现“付一押零”，减免押金，按月交租……

　　曹少年打开芝麻信用的页面发现，自己已经有73个信用服务可以使用，内容涵盖借物、出行、金融、通信、回收等各个领域。

　　据芝麻信用总经理胡滔介绍，芝麻信用的评分体系引入用户在互联网上的各类消费及行为、传统金融借贷等信息，运用云计算、深度学习等技术，对个人信用情况进行“画像”，原本抽象的信用即被量化为直观的分值。

　　山东省社会学学会副会长马广海说，要实现无信不立的理想目标，关键还是靠技术。“将来的某天，你做的每件事都会在网络上留下痕迹，系统会自动记录、汇总。失信到一定程度，早上出门，卖早点的不卖给你，得饿着肚子出门；去找工作，人家一看记录，免谈；在中国待不下去了，出国混吧，限制出境了。”

　　除了科技的助力，政策设计也正在让守信者的红利，看得见摸得着。日前，山东出台实施意见明确，在行政审批过程中，对诚信典型和连续3年无不良信用记录的行政相对人，可视情况实施“绿色通道”和“容缺受理”等便利服务措施。

　　信用不仅是个人财富，也是企业资产。在厦门，各商业银行将对纳税诚信企业降低准入门槛，给予利率价格优惠；在深圳，创业创新金融服务平台依托企业信用信息，将企业融资需求与金融机构、政府部门对接……

　　新的模式，新的挑战

　　尽管联合惩戒的格局已基本形成，但障碍仍然存在。要建立社会诚信体系，首先需要信息共享。但现实中，由于利益冲突、机制协调、人事关系等各方面原因，各个单位掌握的信用信息难以整合，形成一个个信息孤岛。有的单位在上报监管信息过程中，存在主动性不强、上报数据不及时，甚至漏报、瞒报的情况。

　　以人民法院网络查控系统为例，北京朝阳法院执行二庭副庭长李金雷说，目前该系统已经实现法院和银行总对总的对接，但在点对点上，仅有一些地方的一些银行没有被纳入到网络中来。“架构已经形成，具体还需要持续推进。”

　　在执行层面，要联合惩戒需要各个部门协同作战。但部门割裂、单打独斗的情况仍然存在，甚至还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的情况。2014年，北京一执行法官到四川某市要求当地房管局和国土局协助查封某失信房地产公司的房产。结果当地以各种理由推诿，“后来我们知道，该企业是当地的税收大户，要是企业垮了，确实会对当地的经济造成一些影响。”

　　此外，伴随信用建设兴起的新经济，也可能带来新的风险。最突出的就是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的问题。当大数据将个人的每一笔消费都记录在案，商家尽可能地读取个人信息以“洞察人性”时，个人的隐私就完全暴露在商家的面前。此前就有媒体报道，有用户因为给商家差评而遭致商家恶意骚扰电话的报复。

　　信用数据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无论是近几年来层出不穷的电信诈骗，还是今年李文星之死揭示的招聘网站漏洞都是一种警示。

　　因此，有专家建议有必要制定法律法规，对数据采集、深度学习等给予规范和引导，同时加大监管力度，通过制度和法律保护信用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