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观

　　为什么要给“坏人”辩护

　　总有人喜欢看杀人，要是没按他们的想法去杀，还要不高兴。

　　去年有一场火，余烬到今天都灼痛人心。无人不知，杭州一保姆点着了雇主的房子，让母子4人殒身火海。

　　2017年8月，杭州市检察院以放火罪、盗窃罪依法对涉嫌纵火的保姆莫焕晶提起公诉。12月21日，该案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

　　原告和被告都没有等到结果——莫焕晶的辩护律师4次提出“管辖权异议”，被法院裁定驳回后当庭退席，杭州中院宣布休庭，延期审理。

　　2018年1月8日，杭州中院发布情况通报，表示收到新的辩护人申请。

　　此人来头不小，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学院副院长。申请为被告莫焕晶辩护时，他的身份是——律师何兵。

　　如果微博的评论有刀刃，那么这条新闻之下，都是一片血泊。

　　“为什么她还没死？”“这种人枪毙得了。”“给坏人判个死刑就那么难？”

　　“坏人”“枪毙”“该死”——在众口的刀下，莫焕晶早就被凌迟了千万遍。而这些“判处”她“死刑”的人，没有谁在现场，没有谁参与过案件调查，绝大多数是读了媒体报道就作出了“公正的裁决”。

　　有网友发问：“政法大学的教授为什么要给坏人辩护？”

　　法庭从来都不是区分“好人”和“坏人”的地方，审判的目的，是依法判定“无罪”或“有罪”，再依法对有罪者进行惩戒。

　　所以，被告席上没有“恶魔”，只有可能有罪的人。在法槌落下之前，可能必须也只能是可能。

　　正是因为这种可能性——可能有罪，也可能无罪，辩护制度的存在才分外有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刑事诉讼法》第32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

　　抛开高大的“法的精神”、漂亮的“民主意识”不谈，道理非常简单：判你有罪之前，如果不允许你为自己说话，也不允许旁人为你说话，那么，判决权和“刀”的拥有者将为所欲为，对有罪和无罪的判定会彻底与“法”无关。

　　1980年，被称为“中国最伟大律师”的张思之为“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案”担任辩护律师。此后，他辩护名单上的“异端”越来越多。有些时候，即使对结果“心知肚明”，即使从内心深处厌恶自己的“委托人”，张思之也“坚决维护他作为人的基本权利”。

　　在中国，实现这样的权利其实并不容易。

　　比如在刑事案件中，检察机关可以随时提讯被告，辩护人见被告人则相对困难。此外，检察机关也有权对案件进行补充侦查。

　　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个体权利的实现全赖于法。但绝大多数人并不熟悉法条和程序。辩护制度能够提供一种“专业性”，实现相对公平的诉讼权利。此时，辩护律师不是“冷血动物”“赚钱机器”“讼棍”或“没有良心的混蛋”，只是法的代言人，他维护的不是公众定性的“坏人”或“罪犯”，而是人权和司法体系中辩诉制度的平衡性。

　　站在被告席上的，不只有东条英机和马加爵，也有聂树斌、赵作海、佘祥林……呼格吉勒图的生命定格在18岁，我采访过的张高平张辉叔侄，无辜入狱10年，才平反归来。

　　每个人都有可能站在被告席上，以有罪或无罪的身份。

　　“罪刑法定”是中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表示，任何人未经生效判决确认，都不能被视为“罪犯”。于公安机关，叫“嫌疑人”，于法院，叫“被告人”。近年来，中国司法的一系列实践都在彰显“疑罪从无”的精神。有辩护制度，无罪推定才有保障。

　　“毒树之果”这个词诞生于美国，是指检方通过违法渠道或非法线索取得的证据——“树有毒，果便有毒”，法院审判时对这种证据应不予采纳，保障程序正义的实现。在中国也一样，理想情况下，为了尽可能让辩护人“无可辩驳”，公安与检察机关会更为重视“证据链完整”这一公诉基础。完善而行之有效的辩护制度的存在，会凸显“合法证据”对“定罪量刑”至关重要的作用。辩护人越在意“果”的“含毒量”，检方越得追求证据的“含金量”。

　　在一个法治与法制都尚在成长中的国家，为莫焕晶这样“没有权势”“没有财富”的犯罪嫌疑人辩护，不是“多此一举”，恰恰是“极为必要”。但我们也必须保持关注，在那方小小的“辩护人”名牌后，站着的，到底是不是动机纯粹的专业者。

　　今天，我们也许正在维护一个“坏人”的权利。但终有一天我们会看到，不论“好坏”，当每一个人的权利都依法得到保障的时候，才是正义得到了真正的、最大的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