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篇1980年前后发表于《细胞》《自然》等杂志的重大发现，20年后仅1项有临床价值。”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樊嘉在近日召开的中国整合生物样本学大会上说，美国的这组统计数字显示从实验室到临床的传统转化模式效率低、时间长。

　　高质量论文仅有不足百分之一临床转化，这样的窘境有望通过样本库的有效利用破解，拥有最多的患者群体和最复杂的疾病谱的中国样本库被寄予厚望。如何在丰富的临床资源中建立能产生“研究价值”的样本库，成为学界关注焦点。

　　“以前有些专家教授买几个冰箱、存了点样本就说自己建了一个样本库。”中国工程院院士、南开大学校长曹雪涛说，“用的时候却发现是一个‘废库’、一个‘死库’、一个没有标准的库，很难让国际同行承认其具有充足价值。”

　　上海分子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郜恒骏对“死库”也不陌生，他描述道：“整洁白净的超低温冰箱、配上大小颜色各异的锁头，这些锁的钥匙在医院的各科室主任手里，使用里面的样本必须主任首肯。”

　　行政割裂成为“死库”难以活起来的主要原因。“和医院关系好，就能在临床研究的时候借用样本库中的样本。”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人员说，他们的一项研究需要500例实验组、800例对照组，需要多家样本库的支持，这就要和各家医院分别商谈。

　　当下，样本库的所有使用权掌握在各家医院手中，而不同医院并没有共享样本库的主动性和驱动力，除非是在合作研究项目中互换。

　　显而易见，“割据”难以形成大数据分析所需要的数据量，更会使样本库整体的发展落于人后。“样本管理、设备更新等各方面工作均跟不上国际发展。”郜恒骏说，例如，国际上已经在使用全自动的存储系统，全部取样过程在深低温下进行，而我国绝大多数样本库仍是人工取样。“反复冻融对生物样本的损伤很大，一些脑组织蛋白，在冻融后可能损失殆尽，将直接影响医学研究结果。”

　　为此，统一的标准正在形成中，全国生物样本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自2015年6月成立以来，已上报生物样本库的国家标准约30项，立项4项，并形成了送审稿。上海、深圳等地标准已经发布，但并非强制性标准。

　　2016年前后，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生物芯片上海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牵头成立了上海张江生物银行，定位为集约化的第三方存储中心，拥有1000万份生物样本的储存能力。2017年10月该银行正式启动，储存了50万份各种类型的样本。

　　“标准化、集约化、共享化”，在郜恒骏看来，生物银行是样本库问题得以解决的好路径：样本经过严格检验进入“银行”、存储系统是全自动化的最先进设备、还有专门的人员维护和技术支持。“建设和维护成本仅为独立所有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郜恒骏说，英国等国已有成功先例。

　　这个解决之道，却没有被热捧。截至目前，已有两家医院开放了自己的样本“地盘”，进入银行。部分医院还在观望。“上海张江生物银行是一个备选，我们正在考虑。”在被记者问到是否将样本放入张江生物银行时，上海交通大学新华医院的一位教授这样回应。

　　甚至更多的医院还在建设样本库。“因为现在申请科研项目要有临床研究部分，需要这方面的资质，所以我们最近承接了很多医院的建设项目。”一位企业销售人员表示。

　　郜恒骏认为这样的重复建设并不必要，发挥样本最大价值的样本库架构应该是国家层面建总行，华中、华南、华北等区域以龙头医院为依托建分行，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合法合规的商业模式。

　　然而当下的机制体制中，商业化发展模式似乎步履维艰。“中美是有差别的，美国以生物制药公司为主导，他们是商业化的，注重利用；而中国以医院为主导，他们更多是想‘存起来再说’。”上海交通大学新华医院王伟业一语中的。

　　中国特色的生物样本库价值化之路，仍需要更多的探索，行业协会组织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组织生物样本库分会十年一剑，仍在推进。“中国生物样本库怎么做才是最好的？”郜恒骏这位有30年经验的样本库组织者、活动家表示，这个问号在他心中仍未被拉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