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央八项规定持续发力，各地“文山会海”现象得到明显改观。但在个别地方，不注重工作实效、片面强调“重视不重视，会议来检视；工作好不好，文件少不了”的情况，仍在一定层面较为突出。

　　科级单位一年收文3831份，发文642件

　　近日，《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西部一个国家级贫困县采访时，县上一个科级部门的干部反映，去年一年，他们单位共收到市级部门和县里几大班子的文件3831份，经过整合修改，该局全年向乡镇发文642份。如此算来，一个科级单位，每天要接收处理十几份文件，要制定下发两份文件。

　　连篇累牍的文件像雪花般在各部门间飘来散去，但究竟有多少是可发可不发的文件，有多少工作内容真正落到了实处，不少干部群众对此提出质疑。

　　这名干部说，这些文件大多是上级机关和县里安排的各项工作，比如农资打假怎么做、质量监督如何搞、消费维权怎样开展等。而下发到乡镇的文件，也是根据上级文件精神结合本县情况制定的，“工作千头万绪，都要靠文件来推动”。

　　无独有偶。秦巴山区一个仅有430多户村民的贫困村，连村里一些日常工作安排，也会制定出专门方案，以村党支部红头文件形式下发给各村民小组。村支书说，本就不大的村子，原本召集村民小组长开个会，几句话就能安排妥当的事，却为制定、修改这个文件花费了两天时间。

　　“工作做没做如何证明？上级来检查指导，首先就是要看有没有发文件。没发文就是不重视，出了问题，问责会更严重。”这名村支书一语道破“玄机”。前述科级单位的干部也说，下发文件既是安排工作，也是为了明确责任划分。“文件发了，有了痕迹，出了事就是我们督促落实不到位。但如果没有发文件，性质就变成了没有开展工作，出了问题要被追究全责。”

　　基层干部既是“文山会海”受害者，又是制造者

　　制定文件、下发文件，是开展和部署工作的遵循依据与有效方式，该发的文件一定要发。但在一些地方，本是用来推动工作的文件，却在“文来文往”中走形变味。

　　比如，一些地方要求文件不能层层转发，就有少数基层干部挖空心思在文字表述上做文章，“变个说法”“造个新词”，将上级文件“改头换面”一发了之；有的地方要求所有工作都要用文件“留痕”，一些原本该扑下身子搞调研的干部，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在办公室埋头起草文件，“工作不够，文件来凑”。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采访中还曾遇到过这样的情形：在一个地方，领导干部说起开展了哪些工作，张口闭口都是谈论制定了多少文件、出台了多少“办法”。但被问及具体的工作成绩，却语焉不详，连忙翻看文件“找成效”。

　　令人不解的是，尽管基层干部对“文山会海”颇有意见，但很多人似乎已经习惯了“用文件落实文件”的工作方式，自己就成了“文山会海”的制造者。采访中就有干部说，“没有文件，下面怎么知道要干什么，怎么干？”

　　凡事无论工作性质如何，都要用文件留痕，留下的是文字，甩出去的是责任。个别部门和干部拿制定、下发文件当免责的“护身符”，甘当工作“二传手”，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变种抬头的突出表现。而只知用文件推动工作，不开会、不发文就不知道工作如何开展，则折射出新形势下少数干部的本领恐慌。

　　如何让基层干部从“文山会海”中解脱

　　客观而言，近年来各地在削减“文山会海”方面，下的力气不可谓不大。但基层仍有凡此问题种种，凸显出一些部门和干部的责任观、政绩观出了问题。

　　“你开会来我开会，你发文来我发文，横批：谁来落实？”群众中流传的一副对联，就是对一些地方“文山会海”现象的辛辣讽刺。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过多、过滥的文件满天飞，挤占的是政府部门的公共资源，不仅群众反映强烈，也极大影响了基层干部下乡调研、落实政策的时间和精力，助长了少数干部只会“文来文往”的歪风。

　　要给“文山会海”瘦身，需要基层党委和政府特别是主要负责人真正扑下身子，在调查研究中发现问题，在倾听民声民意中寻求“药方”，学会做“减法”，切实砍掉不切实际、可发可不发的文件。

　　这样一来，研究出的对策才能真正符合基层实际，才能让干部有时间和精力将真正有利于工作的文件精神落实到位。

　　文风背后是作风，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削减“文山会海”，还需要以正确的政绩观、责任观为依据，科学合理地完善考核机制，明确各级、各部门间的权责划分，坚决扭转“靠发文件免责任”的扭曲观念。真正到群众中去，用群众的口碑、百姓的喜乐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根本依据，而不是用“开了多少会、有无下发文件”作为干部履职尽责的评判标准。

　　如此一来，才能真正将基层干部从“文山会海”中解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