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排查3期房屋，通知所有人不要在楼下逗留！”

　　“下一班工作全部取消，没事做的业务员离开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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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黄某手机，名为“钓鱼爱好者”的微信群里，不断有消息提示传来。

　　今年5月16日至18日，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政府办、区综治办、工商、公安等多部门联合开展为期3天的传销行为集中清查专项行动。一场传销人员和清查人员斗智斗勇的“大戏”再次上演。

　　“传销人员得知我们在搞集中清查，想方设法给成员通风报信，除了微信群，买菜、窗帘拉开与否等都是他们的信号标志，就像‘割韭菜’一样，屡禁不止。”武汉市洪山区工商和质监局执法局局长鲁立东直言。

　　面对《法制日报》记者的采访，有关专家指出，清查传销既要坚持严打上线，又要着重解决底层传销人员“回流”问题，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加大传销行为惩处力度，真正从根上铲除传销毒瘤。

　　发财幻梦

　　175名。

　　这一数字，是武汉市洪山区5月16日上午集中清理传销行动的“战果”。如今，联合开展集中清查，已是洪山区打击传销工作的常态。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至4月30日，洪山区2018年共召开集中清查行动部署会4次，开展集中清理行动60次，清理重点小区及重点部位45个，捣毁传销窝点352个，查获涉嫌传销人员1260人。

　　记者了解到，传销分为“北派传销”和“南派传销”。“北派传销”存在控制手机、限制人身自由等情况，“南派传销”强调精神控制，即洗脑。

　　武汉以“南派传销”居多，其主要特征是借考察项目、包工程、旅游探亲为名把新人骗到外地，再以串门拜访为由对其进行一对一洗脑，来去自由，吃住条件好，一般租住高档小区，家庭式居住。

　　“‘1040阳光工程’是较为常见的传销骗局。”洪山工商所所长王晓辉介绍，不法分子打着“国家允许、政府支持”“投资69800元，收获1040万”等旗号，以“资本运作”“电子商务”“基金私募”为幌子，实质上是金字塔式的分钱游戏，非常具有迷惑性。

　　王晓辉直言，“杀熟”“骗熟”是传销分子的常用伎俩之一，针对亲朋好友打“感情牌”，利用其虚荣心、暴富心态制造满足感、成就感，进而达到“引君入瓮”的目的。

　　李旭，曾是一名传销受害者，后自费成立了中国民间反传销协会。

　　2004年，在亲戚游说下，李旭加入江苏一传销组织，发展的第一个下线是自己的亲姐姐。2006年，从传销骗局中醒悟后，他自费建立中国民间反传销协会。

　　“传销就是经济邪教，98%的传销人员会成为这场分钱游戏的受害者。”李旭说，许多传销人员是社会弱势群体，有多人卖房卖地贷款进行传销，最终血本无归，妻离子散。

　　在李旭看来，传销最大的危害是对思想的毒害。

　　“传销不仅骗你的钱，还毒害你的思想。很多传销受害者最后不仅有家难归，梦想破灭后甚至导致心理扭曲。”李旭说，传销组织不停给涉传人员灌输“金钱至上”“有钱就是成功”等观念，导致其人生观、价值观扭曲，许多人盲目追求财富，最终高不成低不就难以融入社会，甚至明知这是骗局也难回头。

　　记者此前在洪山区集中清查行动现场看到，被清理的涉传人员中，“90后”“95后”占相当比例。

　　民警介绍，这些涉传人员大都来自二三线城市的乡镇，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缺乏社会阅历，想改变生活现状，又不愿辛勤劳作，被洗脑后，靠骗亲朋好友圆发财梦。有的人不清楚传销危害，以为传销是合法行为，甚至认为自己是在“帮助”亲朋好友一起发财。

　　治理遇难

　　事实上，相较于对传销骨干的打击，底层传销人员治理问题更让一线民警犯难。

　　在打传一线奋战10多年，武汉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公安分局沌阳派出所副所长陈勇对此深有感触。

　　“对待传销骨干，我们可以逮捕他们，可以依法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但对那些底层传销人员，现有法律并未作出明确处罚措施，我们只能抓捕教育再遣返，让他们以后不敢来我们这个地方，至于其他的，目前没有太好的办法。”陈勇说。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对组织者、领导者应予立案追诉。

　　“这个法律条文定罪门槛较高，惩罚力度偏低，且对参与传销的底层人员缺乏相关的惩处规定，具体操作起来比较困难。”李旭说，认定为传销组织者、领导者需要有30个下线，在实践中操作难度也很大。

　　取证难，是打击传销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反传人士告诉记者，现在的传销都不传产品，由于没有实物，取证就比较困难；针对跨地域的传销，由于缺少联动机制，处理起来更加困难。

　　“我们发现在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受害人报案时，工商推公安，公安推工商，大家互相推诿、相互扯皮的现象。”该人士直言。

　　此外，网上传销的兴起也给打击传销带来新的挑战。

　　李旭介绍，随着政府打击力度不断加大，异地拉人头的传统传销呈下降趋势，越来越多的传销组织转战互联网，通过微信、贴吧等互联网平台跨地域传播，给传销治理工作带来新挑战。

　　反传教育

　　课桌上，“珍爱生命 远离传销 珍爱亲情 拒绝传销”“1040工程就是大骗局”几行大字格外显眼；课桌旁，20余名涉传销人员正在认真学习打击传销宣传手册……

　　2017年11月下旬，针对传销人员遣返后“回流”、教育效果有限的实际情况，洪山区打传办联合区公安、工商及质监等单位联合建立起反传销教育基地，邀请专家、社区民警等为传销人员授课，进行“反洗脑”宣传，帮助他们认清传销本质。

　　记者了解到，打击传销窝点后，打传工作人员会将涉传销下线人员统一送至反传销教育基地。传销人员自愿签订《权利义务签收书》后即可接受24至48小时的学习帮扶教育。

　　一名1994年出生的大学生，受朋友蒙骗到武汉洪山区参加传销活动。洪山区打传专班在组织清查行动时将其查获，后将他送至反传销教育基地接受“反洗脑”。

　　“以前以为限制成员人身自由、敲诈勒索才是传销，没想到洗脑式宣传也会让人误入歧途，我差一点就投钱了。”这名大学生在学习后的心得体会里写到。

　　鲁立东告诉记者，在以往打击传销工作中，对传销下线人员多采取口头教育后遣返的方式，但这些涉传销人员并未真正认识到传销危害，往往会“回流”或者到其他地方继续从事传销活动。

　　“传销组织通过洗脑方式拉人头参与传销。我们在打击传销后建立反传销教育基地，旨在对清查发现的涉传销人员进行‘反洗脑’,动摇传销组织团伙的下线人员。”鲁立东说。

　　洪山区反传销教育基地负责人熊斌介绍，基地成立以来，已累计教育遣返110批次2000余人。

　　“基地成立初期，多时一天有140余名涉传人员，得分批安排教育。”熊斌说，随着打击传销工作的深入推进，传销人员数量明显减少，“回流”现象得到较好控制。

　　强化立法

　　在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万仁德看来，传销从本质上看是一种损己利人的行为，是对人及其所遵循的社会规范的异化。

　　“尽管政府对传销进行广泛宣传、打击，但由于社会发展不平衡，现实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收到社会和媒体传递的正面信息，许多人依旧被蒙蔽。”万仁德说。

　　近年来，越来越多在校大学生被骗参与传销，万仁德建议在加大打击力度同时，提升宣传精准度，要让在校学生多与社会良性互动，丰富他们的社会知识和阅历，而不是单纯知识学习。

　　接受记者采访时，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刑法学教授邓小刚指出，打击传销关键在于加强刑事立法。

　　“我国关于传销的立法仍比较滞后，特别是网络立法方面，还存在一定盲区。”邓小刚说。

　　针对传销行为屡禁不止难题，李旭则建议加大惩处力度，对传销集团骨干分子，处理时要降低立案标准及证据规格；对底层传销人员，要采取教育和处罚相结合的方式，特别是对屡教不改者，可以采取行政拘留或罚款等措施，增加其违法犯罪成本。

　　李旭还指出，打击传销应当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加强地区间、部门间的协调联动，同时加大官方与民间的合作，充分发挥民间反传销组织的作用。

　　“如果这个地方打击厉害，传销组织就会转移，从一个城市搬到另外一个城市，这样的话全国很难形成合力。”李旭说，现在传销组织洗脑手段不断升级，政府打击传销的手段也需要升级换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