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非合作的大年，9月3日~4日即将召开的2018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更将掀起中非关系的热潮。

　　浙江在线记者近日走访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独家专访该院非洲经济研究所所长、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访问学者刘青海博士，探讨如何加强中非未来合作。

　　刘海清

　　记者：北京峰会召开在即，中非关系进入新纪元。未来双方合作前景如何？

　　刘青海：对于峰会，人们普遍寄予热切期望，我也不例外。

　　期待它把“一带一路”倡议同非洲各国发展战略更好地结合起来，进一步推出以当地民众、中国企业为中心的多项合作举措，深化与非洲国家公民社会的合作交流，鼓励中非民众更多参与其中。

　　目前，中非合作持续升温，前景光明，但仍面临一些挑战。

　　比如，有的地方政治生态腐败使得中国在非企业遭遇不合法、不合理对待；脆弱的经济环境使中国企业的成本提高，风险加大等。

　　总的来说，在企业层面，除了极少数安全形势严峻的国家外，由于中非文化的巨大差异，最大挑战应该说是跨文化管理问题。

　　为应对挑战，可多管齐下，在援助、投资、贸易三方面着手，多方保障中国在非企业的合法利益，提高中国企业的跨文化管理能力，改进在非企业形象。

　　记者：有哪些具体措施化解文化差异风险，对接“一带一路”与非洲发展？

　　刘青海：与非洲合作，不仅需要重视国家角色，也需要超出国家角色，重视那些能够对中非关系产生巨大影响的非国家角色，如公民社会和社区机构。

　　在援助时，多建设能够直接贴近普通百姓、惠及基层大众的小而多的惠民工程。

　　考虑到非洲普遍缺水、缺电但手机又比较普及、缺医疗服务等特点，可考虑打井、建小型太阳能发电站、便民充电站、提供流动小型医疗服务等援助项目。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需要“文化相通”。

　　我国目前虽已在国家、高校层面建立了一些人文交流机制，但还大有潜力可挖，以深入到民众日常生活当中。

　　应该让中国民众在生活中了解非洲文化，可以考虑依托相关实力较强的科研机构，建设一些面向大众的寓教于乐的中外文化交流示范区。

　　目前，浙江省准备依托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建设中非文化合作交流示范区，湖北武汉也准备建设类似的示范区，建议上升到国家层面，统一规划，建成各有侧重、寓教于乐的中非文化交流示范区。

　　当前困扰中国在非企业的一大挑战是人力资源缺乏，而非洲国家又多要求从当地雇佣。

　　在援非措施中，可重点增加相关重点行业职业培训中心的建设。

　　例如，在毛里塔尼亚中国渔业企业集中的努瓦迪布市建设“中毛渔业职业培训中心”，既做到助力非洲可持续发展，又可缓解相关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缺乏的难题。

　　由于企业能够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培训措施，还可以挑战某些中国在非企业不关心社会问题的刻板印象，效果常常更好，具体运营可考虑由代表性中国企业负责。

　　记者：在美国访学，是否听到了某些西方国家对中非合作的“噪音”“杂音”，该如何回应？

　　刘青海：数据常常最有说服力，对于重视量化分析甚于定性分析的西方国家及受西方文化影响很深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精英人士来说，更是如此。

　　我在美国的时候，亲眼目睹了许多对中国在非活动有误解的美国人对建立在数据基础上的回应或分析心服口服，进而打消了对中非合作的成见。

　　因此，以数据为基础进行有理有据的回应比起定性的、泛泛的描述性回应要显得更为专业，更有说服力，效果相应也要好得多。

　　以数据说话，需要及时积极反应。有时候，即使有数据，但如果数据搜集滞后，等到有些言论已经大行其道再去救火，显然事倍功半。

　　因此，我国需要重视数据库的建设和分析，及时拥有一手数据，并及时报送相关部门，使之能够以数据为支撑对有关外部评论进行回应。

　　记者：如何让中国民营企业更好助力非洲发展？

　　刘青海：为了使得中国民营企业更好地推动非洲发展，建议非洲各国政府应提供更有力的激励措施，如建立经济特区、给予更长的免税期、新建筑和机械投资的税收减免等。

　　中国政府可以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建立相关联盟，整合电力、运输和物流解决方案，扩大融资渠道，建立纺织贸易咨询中心，为中国中小企业提供咨询和能力建设支持。

　　中国可以和非洲各国政府合作设计质量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还可以与非洲各国政府及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合作，在《中非基础设施合作计划》、当地发展规划、《非洲增长与机会法》、《非洲贸易协定》和《电力非洲》等之间进行合作规划，关注员工培训、工作条件、职业发展、生活工资补偿，妇女的进步、员工福利、社区参与项目等。

　　同时制定有效的监管机制，引导企业保护环境，履行社会责任。

　　推出各重点国家的投资指南网，为中国企业提供全面、准确、最新的信息服务。

　　协调涉非部门形成共享平台，保障在非华人的合法权益，处罚违规企业，奖励社会责任履行较好的企业。

　　对于中小企业，可参照欧盟的做法，将履行社会责任的标准适当降低。另外提出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家活动”概念，只要其能获得员工及周围社区人们的好评就可以给予符合条件的企业相应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