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站外停满了骑手的电瓶车。袁贻辰/摄

　　外卖站。袁贻辰/摄

　　在面积1.1946万平方公里的天津，这间50平方米的群租房在地图上小到难以辨认。手指摁住电子地图不断拉长放大再放大，才能看到一个模糊的小点。相较于天津市1500万的常住人口，这里的9名租户更是人口统计里易被忽略的个位数。

　　这间藏在天津河西区一个老式小区里的屋子，似乎和当下的时代扯不上半点联系。但只有在这里住过的人知道，这间屋子是比任何统计和学术报告更灵敏更细微的探测器，产业的震动、社会的转型、人口的流动都能在这里被感知。

　　这里是一个外卖站，也是一群外卖骑手的“家”。

　　这里住过刚离开农村的少年、住过失业的大学生、住过国企买断工龄的员工，也住过农民工和下岗工人。宏大的政策规划和产业兴衰下，他们不断变化谋生手段，在外卖站走走停停。有人在这里干了3年多、有人睡了一晚就走、有人跟随“天价融资”进入外卖行业、也有人因“烧钱时代”远去而离开。钱，是这里始终人来人往的原因。

　　眼下，屋子里住着来自天南海北的9名男性骑手。他们中最年长的52岁，最小的刚满20岁。老家最近的在天津，最远的在甘肃农村。

　　在均价几乎超过3万元一平方米的河西区，空间寸土寸金。真正属于他们的个人空间很少，被褥和衣服往往就是一个骑手的全部家当。但52岁的骑手黄冰更乐意把它当成一个“家” 。

　　齿轮

　　只有阳台还保留着昔日的痕迹。那些没人领走的行李和家具堆在阳台外沿，黑黢黢的，栏杆上挂着不同尺码的运动鞋。这里是整间屋子阳光最好的地方，年均奔袭3万公里的外卖骑手平均一年要穿坏6到8双鞋。运动鞋是最经济的选择。

　　鞋底开裂、鞋面显出污渍的运动鞋见证了这里最热闹的时刻。一两年前，各大外卖平台的“烧钱战”如火如荼，动辄上亿元的资金投放到了这个新兴产业，只为争夺市场份额和用户。打开各个外卖App，平台大笔补贴配送费，用户享受着商业竞争带来的红利。工地、工厂、社会各个夹缝角落里的人也涌入了骑手平台，换上一双双耐穿的运动鞋，最终让骑手的数字定格在了百万人次。

　　陈奇十几年前从甘肃老家来到天津。老乡要介绍这个身材壮实的小伙子去食品公司工作。到了地儿他才发现，那是一家货运公司，他的工作是搬运上百斤的大箱子，如果不搬，就饿着他。后来天津的楼越来越高，他和无数农民工成为建筑产业工人，在烈日和大雪天爬上脚手架，缝制着这座城市光鲜亮丽的外衣。可最近几年，工地越来越少，茫然之中他跟人一道挤进了外卖行业，因为这里“活多钱多”。

　　他说自己是“一步一步被推到这里的”。多年的打工生涯让他明白，自己不过是一个渺小的齿轮，国家经济这台机器昼夜不停地运作前进，旧的引擎坏掉了，会有新的补上。作为齿轮一刻也不能停。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下一次换工作”。

　　外卖站站长常山说，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所有商家店铺。当外卖产业蓬勃发展时，他注意到许多大商家反应冷淡，常常让外卖骑手一等就是一小时。反而是许多小商家积极参与，还采用了汤面分离、设计外卖包装盒等手段，最终抢来客户，在激烈动荡的商业社会里存活。

　　尽管抛下了曾经赖以为生的手艺，但陈奇认为，比起在工地干活，外卖骑手能挣得更多。这是他衡量工作价值的唯一标准。

　　今年来，外卖平台不断下调配送费，五毛一块地向下降，这个男人意识到，“烧钱时代”已经过去了，外卖行业进入了新的竞争，成本控制和服务质量被摆上了台面。站里又一次迎来了人来人往的时刻，有人因为申诉无门辞职，有人因为收入降低辞职。一名跑单勤快的外卖骑手，因为过年期间突发急事提前下班了一会儿，被罚没了加班的奖金，一气之下离开了外卖站。他在这里待了3年。

　　呈阶梯式下降的配送费暂时没让陈奇离开。他说自己没有停下来的资本，在几千公里外的甘肃老家，妻子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和老人，一块钱需要掰成两半儿花。

　　52岁的黄冰也没动过离开的念头。在成为一名外卖骑手之前，他是国企员工。十几年前买断工龄后，他去塘沽拉过石头填海，也加工过一次性打火机，始终没能找到一份安稳的营生。后来，给银行做保洁的他在路边偶遇了一群外卖骑手，一打听收入，没几天他就成了外卖站里的“老黄”。

　　他已经不再年轻了，日渐衰弱的身体能负担的工作越来越少，从某种意义上讲，外卖骑手这份工作让他拥有了盼头——干到领养老金的那天就好，多干一天，养老的钱就越多，老母亲的病就多一分保障。

　　这个前后换过五六个工种的东北男人，理解那些来来往往的骑手。在他看来，把送外卖当成长期工作的人少，大部分人都奔着这个活儿灵活，干几个月拿到钱就走。

　　黄冰说，几乎每一个“老牌”外卖骑手都会有深深的焦虑感。很长一段时间，外卖站夜谈的话题都是哪里的工厂在招人、薪水多少。最终，有人去了工厂，有了回了老家，也有人给他打来电话，“还是想回来，外面也没啥意思”。

　　“没人说得清楚这个行业还能好多久，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大家也担心这个工作没啥技术含量，自己容易被年轻人替代。”他说。

　　在这个“驿站”，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小明因为失业来送外卖，他盘算着先把信用卡的债还上，再换上西装领带回到写字楼。站里最年轻的是张信凯和杨俊这对表兄弟。他们从河南老家辍学后，去过江苏的工厂打工，之后来到天津送外卖。张信凯说，“干别的也是干”，送外卖相对能攒更多钱，他每月把钱交给同在天津打工的父母保管，以待来日“娶媳妇”。

　　在江苏的那个自行车工厂，他被安排在一条流水线上作业，每天雷打不动干8个小时，组装零件，偶尔还要加班，手上的活儿永远都是重复的。这种父辈习以为常的生活，他不喜欢。

　　张信凯喜欢送外卖，穿行在大街小巷，大风呼呼地刮过，有一种“飞驰”的感觉。外卖骑手大多在夏日戴上护袖防晒，他不喜欢，因为“会束缚自己”。一个夏天下来，他的手臂黑得像块炭。他说，自己感觉到了“自由”。

　　韭菜

　　送餐系统记录了这对表兄弟追逐“自由”的痕迹，他们在河西区的大街小巷里穿梭，每日平均送30~40单，碰上雨雪天气时，单会更多。时间是最大的敌人，有时正在路上跑着，一个单来了，张信凯一看，是反方向。没辙，只能逆行抢时间。

　　产业的兴盛直接喂饱了消费者挑剔的胃，人们对服务质量有了更细化的要求。每一单的配送时间被精确到了分钟，配送面积也越来越大。

　　这个小伙子说不清楚时间是何时变成自己头上的金箍的。他很清楚，如今外卖产业竞争的正是效率和服务质量。不断压缩的成本之下，超时会扣钱、投诉要罚款、违规会被拉黑，这个年轻人不得已频繁地逆行、抢绿灯、调头。他说，想干下去，没有选择。

　　他害怕接到附近小学的单。这意味着单极有可能是孩子父母给订的。他联系不上送餐对象，只能站在大门外急得走圈，等着慢悠悠走出来的孩子叫出外卖商家的名字。有时候放弃了，刚走没几步顾客追责的电话就响了，可不放弃，在这儿等上半个小时的事他也遇上过。

　　站里的每个骑手都有一肚子苦水要倒。有人碰上过写错地址的顾客；有客户吃了餐品拉肚子反而投诉了骑手；还有骑手接到差评，发消息过去一问，对方说“自己不小心点错了”。

　　陈奇刚来站里时，曾被一个居住在日租房的顾客投诉。他的奖金没了，这个西北男人“犯了大忌”，一个人跑去顾客留的地址讨要说法，结果门一开，人早搬走了，申诉彻底无门。

　　向上申诉大多数时候只会石沉大海。作为老资格的骑手，黄冰已经消化了这个现实。用他的话说，“上百万的骑手，每天申诉那么多，怎么可能都照顾到？”他自嘲地笑了，“而且平台多数是倾向于顾客，顾客不订餐哪有钱赚呢？”

　　在这个由骑手、平台、顾客、商家构成的四角关系里，有人打了个比方，“顾客是爷爷，商家是爸爸，骑手是孩子。平台唯一能得罪的，就是骑手。”

　　曾有辖区内的商家售卖“黄焖鸡套餐”，可只有查看详细的介绍才能发现，套餐里并没有米饭。因为米饭售价2元，加上2元后配送费会发生变化。商家要求外卖骑手到店后通知客户，如果需要米饭自备2元零钱。很多初来乍到的骑手不敢反抗，电话打过去，顾客劈头盖脸一顿骂，最后再附送一个差评甚至投诉。

　　还有商家接了单出餐太慢，外卖骑手决定先送其他的急单。后来，把单送去了，又得了差评。一问，顾客说，“商家可告诉我了，他们早把餐做好了，是你们不去取。”

　　“人性的算计、恶意太多了。”常山说，他有时心疼骑手，会补上几十块钱，充作被扣掉的奖金。还要转头在商户面前做小伏低，生怕脾气大的骑手把对方惹恼了。

　　黄冰从来不会找商家争辩。他知道，这个活儿想做下去，不能得罪商家。他采用的方法是，到店后主动找商户唠嗑。那些比自己年轻不少的小老板和收银员，他一口一个“哥”“姐”的叫着。最近3个月，他都是外卖站绩效第一。

　　“没有吃不了的苦，只有享不了的福。”曾在国企当过秘书的黄冰总结说。

　　“抗争没有意义，平台是不会缺少骑手的，走了一拨儿，还会来下一拨儿。”有人说，外卖骑手就好像韭菜，一茬儿接一茬儿。

　　刚20岁出头的杨俊也明白了这个道理。初期的“烧钱时代”退场后，缩减成本、不断追求效率和服务质量是必然的，只是，所有的代价都由骑手来承担——最新的规定来了，为了满足早点和夜宵的服务，外卖站的配送时间将从“早9晚10”改成“早7晚12”。

　　“潜伏”在各个写字楼里的督察也多了不少。骑手一旦被督导发现没有佩戴头盔或穿着制服，都可能被扣钱。一次，督察和一名外卖骑手在写字楼打了起来。这个骑手打着打着，眼泪差点掉下来。

　　站里“换血”的频率变快了。站长常山注意到，很多离开的外卖骑手都开始跑众包业务，一个人下载好几个外卖平台的软件，疯狂抢单，有时候在路上一边开车一边看手机。

　　效率压迫着外卖骑手的神经。为了多抢一单，浙江余姚的骑手低头看了一下手机，一瞬间连撞两人，最终一死一伤；上个月，上海的一名骑手因为赶时间“强行超车”，将上海急诊领域泰斗李谋秋撞伤致死；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曾统计，几乎每隔两天半就会在上海发生一起送餐外卖行业的伤亡道路交通事故，外卖骑手或死或伤。

　　这群骑手对交通事故并不陌生，黄冰曾经撞上了汽车，人飞了出去。胳膊肿了，头疼异常。他对这段经历印象深刻，因为“误工7天，少跑了200多单。”更多的时候，发生交通事故后，路过的外卖骑手会拍下小视频，发到他们共同的微信群里，半响，有人回复一句，“小心”。

　　泥土

　　住在一起的9个骑手里，杨俊的单量不算多。这个年轻人向记者解释，“生活压力越大的人跑得单越多，跑单的速度也越快。”陈奇和黄冰都是前3名里的常客。

　　这个年轻人还注意到，春节前是辞职的高峰。很多人只做几个月骑手，挣够了钱，就回家过年了。翻了年，再过上几个月，又会有一大拨儿过得不如意、没钱赚的人找上了外卖站，重复着往年的经历。

　　杨俊懂他们的心思，“出门在外的，谁不想风风光光回家过年。”

　　黄冰偶尔也会羡慕这些游子。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回家了，当年国企改革、自己买断工龄后，他和妻子离婚了，买断的钱给儿子凑出了新房的首付。他回到老母亲的身边，可老人前些年脑袋摔坏了，淤血一直没清干净。妹妹承担了照顾老人的职责，他定期给妹妹打钱。

　　年节时分妹妹一家团聚，他也不愿意硬巴巴凑过去，就上街跑活儿。“只要别闲下来，一跑起来，就不想（家）了。”他偶尔回儿子所在的城市，看到房价涨了四五倍，他“倍儿高兴”，回来跑活儿的力气都多了几分。

　　这个声音低沉、个头壮实的中年男人不觉得自己有多苦。他说，过年时一堆骑手也会聚齐“撮一顿好的”，哪个月多挣了一些钱，他就把抽的烟从5元钱一包的换成7元钱一包的，奖励自己。收工早了，他喜欢买各类熟食，吃不完的都塞进冰箱——那个被各类炒饭、卤味、水果塞满的冰箱总是满的，都是大家买来“改善集体生活”的。厨房虽然不开伙，但微波炉完成工作发出“叮”的声响，每晚总会在屋里响起。

　　他还买来薄围巾，做成一个围脖。夏天天热，汗水流下来很容易浸湿工作T恤，围脖阻隔了汗水，他的衣裳湿得最慢，换洗的频率低了，和其他骑手也能错开使用洗衣机的时间。

　　单与单的间隙里，这群骑手喜欢聚在辖区内一条河边。围在一起吐槽奇葩的顾客、分享路况、交流“哪里有交警查岗”，也聊聊“路边的美女”。50岁的老王喜欢请教张信凯关于手机的问题，他近期的目标，是要买一个好点的智能手机，送给正在上大学的儿子。杨俊则喜欢跟几个不住在站里的骑手研究彩票，这群小年轻盼着“一夜暴富”。

　　跑单是最重要的主题。一旦系统给骑手大厅派来了单，提示音响起，“饿狼一般”的骑手会在瞬间抢走单。人群里爆发出叹息声、叫骂声，张信凯喜欢那个氛围，有时候他抢到了，别的骑手会打趣，“送完了单，晚上回宿舍开演唱会啊。”他嗓子好，骑手都爱听他唱歌。

　　站里唯一的女骑手有个罹患肿瘤的女儿，夜幕低垂，她从医院接上女儿和这群骑手打了照面。这群“除了撩妹都在一起”的骑手纷纷跟孩子打招呼，老王从外卖箱里翻出零食，笑咪咪地递给孩子。

　　再过一会儿，派单的声音响起，人陆续散了。

　　常山觉得，这群骑手看起来都像是生活的失败者，但其实，每一个骑手都有梦想和希望。

　　就像是等待破土而出的新芽，90后大学生小明在等待机会回到曾经的工作岗位。他刚来一个月，还是个不折不扣的“新人”。踏入外卖站之前，他在一家大型中介公司卖房。因为“不怎么会哄客户”，他一个月也卖不出一套房子，信用卡的债越垒越高，“坚持不下去”的他打算辞职，回河北农村老家。同事劝他，去送外卖吧，“干几个月有钱了再回来”。

　　西装革履的同事告诉小明，自己活不下去的时候也送过外卖。

　　小明觉得，大学生送外卖一点儿也不丢人。比起送外卖，他更不愿意回那个“一辈子都不可能有地铁”的老家。大专毕业后，他没再找家里要一分钱，老家的弟弟读高中，正是用钱的时候。他知道，孩子如果能落户在天津，“会有很大很大的优势”，可“压力实在太大了”，他不确定自己还能撑多久，但眼下，他不准备放弃。

　　只是，他告诉记者，送外卖这件事，父母“……可能……知道吧”。

　　23岁的张信凯渴求的，是一份真正的爱情。这个行业交友的途径很窄，“都是网上认识的”。他没办法给女孩太多承诺，甚至连聊天、见面的时间也只能放在晚上10点下班后，“愿意等的，那就一块儿。不愿意等的，那就没辙。”他刻意地哈哈大笑。

　　他曾经遇到过一个心动的女生。为了追求这份感情，他奢侈地请了假，放弃了全勤奖，去了他无数次经过却从未踏入的公园。到了夜里，两个人还去KTV唱了歌。可没唱一会儿，他站起身，沉默。他必须得走了，第二天还得早起上班，熬夜是决不允许的事情——开车犯困的后果往往就是车祸。

　　两个人挥手告别。

　　戛然而止的告别是陈奇生活的常态。他的母亲也在天津打工，一年到头两个人见面的次数用一只手都数得清。自从当上外卖骑手，他对时间和道路的感知力极速上升，和母亲碰头的日子定在下午2点到4点间。这是单最少路况也最好的时候。

　　每一次，他都会急匆匆地买上水果和食物，骑着电瓶车跑到母亲工作的地方。两个人各自身着工服，见了面，问候几句。他把东西交给母亲，看看手机，时间不多了，他告别一声扭头就走。

　　回去的路上，这个男人觉得，自己好像就是给母亲送了一单外卖而已。可即便如此，这也是他几个月以来最盼望、最欢喜的一单。

　　冷暖

　　陈奇曾在40多摄氏度的天气里跑遍辖区的商家，也曾在结了冰的路面打滑连人带车摔了出去。这些工作中的苦他并不在意，让这个西北汉子耿耿于怀的，是来自一个小区的订单。

　　因为毗邻夜总会、KTV等地，很多服务人员都住在这个小区。小区内许多房间打了隔断，还有很多房子是日租房。每次送订单去这个小区，陈奇都会紧张，敲门声太大、外卖举得太高、打电话吵醒了人都可能成为收获差评的原因。连公认的“好评王”黄冰也害怕这儿，一次，他带着外卖甚至早到了近10分钟，结果还是得了差评。站长打电话过去一问，对方说，“他送来的时候没有冲我笑”。

　　黄冰觉得，大多数的顾客都是有礼貌、好相处的，让他想不通的是，“大家都是服务行业，按理说应该更感同身受，更理解彼此，结果却是这里对我们歧视最严重。”

　　外卖活儿就像一双眼睛，让52岁的黄冰在重新发现、理解社会。当了外卖骑手后，他害怕接触的“写字楼里的年轻人”态度一个比一个好，遇上雨天还有人给他留言，让他慢点送别着急。再回到熟悉的低收入人群聚集的圈子，他却觉得“不对劲”，“他们说话的语气、看人的眼神像在看低一等的人。”

　　当初他在银行做保洁时，还谈了一个老伴。后来，当了外卖骑手，钱多了，老伴却“没谈了”。

　　“好像我们跑外卖的没有对社会作出贡献，不如在超市和工厂上班的。” 黄冰是铁了心打算干到退休，但他很清楚，就连很多外卖骑手也看不起自己这份工作。“每个人都想挣钱，都想过好日子，你们上班是为了这样的目的，我们也是。我们到底哪里低贱，哪里不如人呢？”

　　接受采访时，这个52岁的男人数次提及这个话题，他渴望外卖骑手收获尊重，也渴望更多年轻人穿上这套制服时可以露出自信的微笑。

　　在这一天到来前，他的选择是把这间50平方米的屋子当成“家”。他离开了过去的圈子，整天和这群“小年轻”待在一块。“和自己儿子差不多大”的张信凯中午回到宿舍，吃过饭打起了盹。黄冰坐在自己的床上，边喝茶边看抗战电视剧，他留意着张信凯手机的响声，一旦响起就会叫他起床跑活儿。

　　他总是这个屋早上第一个起床的。“没那么多瞌睡”的他早起会收拾屋子，整理厨房，看着点儿差不多了，再把这些贪睡的年轻人叫醒。

　　屋子里横七竖八摆着的，除了行李还有七边形的插线板，一个插线板能同时供10台左右的手机充电。有人买冰棍总是一口气买十几根，在站里住的、不在站里住的人都能人手一根。

　　去年，陈奇家里出了急事，他被迫回家。临走时，他问相熟的骑手借钱。这些同样生活艰难的男人只问了一句话，“要多少？”

　　“集体生活也是好的，也是个家。”黄冰笑了，也许是太渴望有一个家了，这些背井离乡、抱团取暖的男人们，不知不觉把这里当成了家。

　　雨天一直都是骑手又爱又恨的日子。虽然单多了，但路面水深，一不小心电瓶车就会熄火。两年前的一个夏日雨夜，他们送餐到深夜，雨越来越大，单还是没停。因为积水太深，放置在底舱的电池都进了水，电瓶车熄火了。站里已经收工的骑手就骑着车一起出动，有人代替原先的骑手继续送单，有人载着骑手回站里休息。就这么不停轮转，最后，十几台车全部进水，单也终于送完，没一个人拿到差评和投诉。

　　站里曾经来过背着包、提着行李箱的“大学生”，他说自己吃不饱饭了、走投无路，想做外卖骑手。常山收留了他，早回来的骑手开始布置床铺，他给了“大学生”100元，让他赶紧去吃饭，别饿出胃病。这是站里的老规矩，只要是看上的人，都可以先借钱吃饭、买车、买制服头盔，拿了工资慢慢还便是。

　　隔了好几个小时，始终不见年轻人回来，他从里屋出来，才发现年轻人的行李都不见了。他气得肝疼。“100元不多，有难处你说啊，你骗我算嘛事儿？”常山给年轻人发了一条微信，过一会儿，才发现自己已被对方删除好友。

　　这样的事儿并不是个例，可每一次有人眼巴巴地找上门时，他们还是忍不住心软。3年多了，这里收留过东北来的下岗职工，接纳过河北被淘汰的产业工人，也让失业的大学生驻足停留。

　　新芽

　　很难说清这份工作到底改变了张信凯多少。这个出生于1995年的小伙子不愿再回到工厂，也拒绝接受父辈随产业流动的命运。他不愿做齿轮，渴望努力挣钱，“做一个自由的人”。

　　也许他的自由只存在于1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那是一个外卖站所覆盖的全部面积。

　　当年在工厂时，他下了班“就和一群朋友瞎玩，上班也不用动脑子。按流程做，很机械，没意思”。成为外卖骑手后，他的生活丰富了很多。等单的间隙，他可以玩游戏、听歌、刷视频，甚至可以给女生抽空回几条消息。

　　游戏没有初中时那么吸引他了，当年恨不得翘课翻墙的游戏，如今他兴致寥寥，“也就是打发打发时间”。

　　张信凯曾跟父母在江苏生活了十来年，后又被送回老家。初中辍学后他回到了江苏，因为自己“怀旧”。但和曾经的老同学们见了一次后，就再没联系了，“他们都在继续上学，我已经打工了。”他说，“没什么可聊的了”。

　　后来从江苏来了天津，和工厂里的朋友联系也渐渐少了，就像一首歌唱的“说散就散”那样。他希望尽快攒钱，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店，积攒经验。

　　他的表弟杨俊有另外的烦恼，“出了外卖圈谁也不认识，出了天津河西哪儿都找不着”。更年轻的杨俊认为，兄弟俩真正的改变是“以前听到加班会生气不耐烦，现在听到延长工作时间，内心却很平静”。

　　杨俊觉得，在这个看尽人性、体察冷暖的地方，兄弟俩长大了。

　　30岁出头的陈奇说自己性格变了，过去的他，和人发生争执，一般只说两句后，“之后不是你倒下就是我倒下。”

　　如今的他，学会了低头、不争辩。他明白了多跑一单的意义，而立之年，他渴望获得车子、房子和票子，改善家里人的生活。

　　他嘱咐妻子要让孩子好好学英语。曾经，他接到一单，地址在一个英文广场里的英文店铺，他看不懂那些字母，急得发慌，也只能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按形状比对，最后，这一单送迟了。

　　不过，这些故事他的孩子并不知情。他总是讲起另一段故事。以前在工地打工时，他很喜欢天津的高楼大厦，想逛，奈何一直没有时间。现在好了，“每天免费逛天津、逛商场、逛写字楼、逛小区，别人还给你钱呢”。电话两头，他和孩子一起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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