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创新研究，钱少了是个障碍，一旦钱多了，也未必全是好事。

　　在前不久举行的2018年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上，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中科院院士怀进鹏一番“近年来富裕也会成为（研究和创新）障碍，钞票太多的结果是思想太少”的说法，再次引发人们对于当下科学精神缺失问题的关注。

　　怀进鹏以上世纪的若干重要科学发现为例：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时，他只是一家专利局的小职员，而不管是量子力学的诞生，还是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几乎都不是在当时物质条件最好的实验室里产生的。

　　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一个问题，即实验的条件、手段和科学研究、科学成果的确有重要的关系，但最为重要的可能还是科学家以及他们身上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

　　我国核潜艇的研制历程也是一个佐证。

　　当天，92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船重工719所名誉所长黄旭华来到报告会现场。在主席台上，黄老举起一把算盘，算盘珠子“噼里啪啦”的声音透过麦克风响彻人民大会堂上空，他对台下近6000位新入学的研究生说：“可能你们当中还有没见过算盘的，我们那时候却只有这个可以用。”

　　那是上世纪70年代，我国不仅国内经济基础薄弱，还遭受着国外势力严密的技术封锁，用黄旭华的话说，“我们两手空空，没有任何试验手段，甚至连办公的地方都是临时的。”但就是在这种条件下，黄旭华们用算盘加计算器，最终研制出我国第一代核潜艇。

　　这就是人类杰出科学家的科学精神。在经济快速发展、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这样的科学精神似乎正在离我们远去，正如怀进鹏所说，即便钞票再多，经费堆出来的大科学工程，却可能毁掉伟大科学，而刊物数量的激增，也可能扼杀掉思想。

　　1883年，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会长亨利·奥古斯特·罗兰发表了后来被誉为美国科学版独立宣言的演讲《为纯科学呼吁》，其中提到：我时常被问及这样的问题，即纯科学与应用科学究竟哪个对世界更重要。假如我们停止科学的进步而只留意科学的应用，我们很快就会退化成中国人那样，多少代人以来，他们都没有什么进步，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科学的应用，却从来没有追问过他们所做事情中的原理。

　　在贸易战火纷纷燃起，核心科技大摆擂台的当下，这些刺耳的嘲弄和揶揄更像是一则警告：是时候守护科学精神，做些真正的学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