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2日,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海底隧道的最终接头在伶仃洋主航道吊装下沉对接完成(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 摄

　　▲武汉长江大桥建设施工现场。图片由中铁大桥局提供

　　令世界瞩目的港珠澳大桥,在建设施工中,集结了中铁大桥局、武船重工、中铁宝桥等各路桥梁建设“英雄战队”

　　而承建港珠澳大桥桥梁工程三个土建标段中工程量最大、结构形式最繁杂的CB05标段的“战队”,正是在61年前架起了新中国成立后长江上第一座大桥的中铁大桥局,中国的建桥国家队

　　建设武汉长江大桥的这支“中国建桥国家队”,如今已在国内外设计建造了2600余座大桥,总里程2000余公里。以其为代表的中国桥梁建设队伍,早已走出国门,跨越山川,在亚非大陆的大江大河上建起一座座大桥

　　两座大桥建造现场的新旧照片,记录着我国桥梁建造技术、装备从落后走向先进,从依靠外援到走向自主创新的历史巨变。

　　10月24日,全长55公里、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正式建成通车。这个横跨伶仃洋海域,将香港、澳门和珠海连为一体的“超级工程”,从开工那一刻起,就连续创造“世界之最”,其技术之复杂,施工难度之高,工程规模之大,在世界桥梁建设史上绝无仅有。

　　令世界瞩目的港珠澳大桥,在建设施工中,集结了中铁大桥局、武船重工、中铁宝桥等各路桥梁建设“英雄战队”。

　　而承建港珠澳大桥桥梁工程三个土建标段中工程量最大、结构形式最繁杂的CB05标段的“战队”,正是在61年前架起了新中国成立后长江上第一座大桥的中铁大桥局,中国的建桥国家队。

　　61年前的10月15日,在5万武汉市民的见证下,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从在苏联援助下建成的万里长江第一桥,到如今我国依靠自主设计、自主研发的技术和装备建成的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跨越大江大海的两座大桥,见证着我国桥梁建设从技术落后、依靠外国援助到技术领先、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历史巨变。

　　“武汉一大怪,火车需要轮渡载”

　　今年8月9日,武汉青山长江大桥南岸边,一节重近500吨的钢箱梁被从江面平稳吊起,与已架设梁段精准匹配后临时连接,标志着武汉长江上的第十一座大桥的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仅宜宾以下的长江干流上,包括在建的长江大桥总量就达138座。

　　不过,在武汉长江大桥建成以前,在长江上修桥,曾是中国人千百年来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到了中国近代,不少仁人志士为大桥建设设想、勘测,却只停留在一纸蓝图上。

　　新中国成立后,几代中国人的长江大桥梦,终于从蓝图走进了现实。

　　1955年9月,23岁的刘长元,刚从长沙的中南土木建筑学院领取了毕业证书,就背上行囊,来到武汉长江边的一座茶楼。不远处的江面,一项全国性的重大工程正在施工建设中。

　　1950年,当时的政务院指示铁道部,筹备武汉长江大桥建设。经过一系列研究、设计、鉴定,3年后,武汉大桥工程局(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前身)成立,决定在武昌蛇山和汉阳龟山之间,建设长江上第一座大桥。

　　这座设计为八墩九孔、三孔一联的桥梁,从4号桥墩以北的工程,由汉阳岸边的第一桥梁处建设(以下简称一桥处),从5号桥墩以南,归武昌岸边的第二桥梁处(以下简称二桥处)负责。

　　武昌一侧较为繁华,岸边众多茶楼旅馆,为了建桥,改成了技术人员宿舍。到二桥处报到的第一天,刘长元领了两条凳子、一大块铺板、两个灯泡、一把锁两把钥匙,用凳子支起铺板当作床,装上灯泡,就在茶楼安了家,“比现在农民工生活条件差远了”。

　　风华正茂的年纪,一大批土木建筑专业的毕业生,刚走出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中南土木建筑学院等院校的校门,就跟刘长元一样,奔赴长江两岸,住进了茶楼旅馆。此前,康士坦丁·谢尔盖耶维奇·西林等25位苏联专家带着家眷,已经住进了汉阳凤凰山上的小楼房。从多个单位抽调来的33名工程师,来自湖南株洲的机电工、山东的铆钉工、东北的装吊工等技术人员,1408名复员转业军人,来自各地的铁道兵,陆陆续续赶来,组成了一支庞大的建桥队伍。

　　这项举全国之力的庞大工程,终于开工建设。

　　今年初,在汉阳区一栋高层住宅楼里,86岁的中铁大桥局原副总工程师刘长元,回忆起没有大桥的年代里,京汉铁路与粤汉铁路线上南来北往的火车,被长江天险阻隔,南下的人们坐火车到了汉口江岸,就下车换乘轮渡,到江对面的武昌徐家棚车站等着。行李留在火车上,随空车皮和车头分批装上渡船,上岸后,人们再走进车厢。

　　这种奇特的场景,被当时的人们形象地称之为,“武汉一大怪,火车需要轮渡载。”每遇恶劣天气,江面轮渡就停航,一涨水,长江封航,武汉三镇就断开了。

　　送别“百岁老人”,迎接“新生儿”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连一个像样的桥梁建设机构都没有。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要建设长江大桥,其难度和挑战前所未有。

　　1953年5月,我国尚缺乏建设特大桥的经验,所以请苏联帮忙鉴定把关,此后28位苏联专家先后来到武汉,参与到大桥的建设中。

　　为了培养建设人才和积累建设大桥经验,同年11月,长江大桥的重要组成部分——汉水铁路桥动工兴建,次年汉水公路桥也正式施工,两项工程分别在1954年底和1955年底完成。

　　然而,1954年,工程局在对长江河槽进行大规模勘探后发现,水文地质情况异常复杂,世界上流行的桥墩基础施工方法,在长江大桥建设中无法采用。

　　那正是我国专家提出、苏联专家鉴定委员会通过的方法——在世界桥梁史上运用了近100年的气压沉箱法。

　　一生专注于桥梁建设事业的刘长元,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航天员在太空舱内穿梭的情景,总觉得“蛮熟悉的”,他总会想到当年的气压沉箱法。

　　“这种方法,要先将一个大沉箱沉入江底,工人在箱内一个舱,另一个舱依照下沉深度注气加压,气压与刃脚处地下水压力平衡后舱门打开,工人下到江底在无水环境下直接施工。”

　　这种方法,在长江却面临着诸多难题,采用这种施工方法水深极限是35米,长江汛期长,每年有八九个月水深大大超过这个极限；下沉到30米时,对工人健康威胁很大,当时缺乏专门的医疗设备保证施工；需要工人潜入数十米深的江底,开凿6400多立方米的岩石,其困难和艰巨在世界桥梁建筑史上没有先例；有一个桥墩的地质层,含有硫化物,沉箱工作室内会产生亚硫酸毒气。

　　刘长元至今仍觉得,西林对武汉大桥的建成有着创造性的贡献。老方法不能用,在所有人对桥墩施工一筹莫展之际,这位苏联专家,想起了年轻时的煤矿工作经历,大胆地提出了把煤矿上钻孔的技术,应用到桥墩基础建设中。

　　西林首创的管柱钻孔法,要把一批预制好的、直径1.55米的钢筋混凝土管柱,依靠机械的威力打入江底,再在管柱内向岩层钻孔、灌注混凝土,让它们在江底岩石里牢牢地生根,然后浇灌混凝土把它们连成一个整体,桥墩就从这个基础上筑出水面。

　　“气压沉箱是‘百岁老人’,关于它有上百种书；管柱结构、管柱钻孔法是‘新生的婴儿’,还没有一本书。”西林的这番话,被桥梁史专家余启新写进了有关长江大桥的书中。

　　从1955年初开始,中苏两国技术人员,经过长达6个月的试验,最终验证了这种新方法的可行性。

　　在武汉长江大桥建设中首创的管柱钻孔法,在中国后来的桥梁建设中被广泛运用,让流行了一百年的老方法退出了历史舞台。

　　60多年后的今天,大桥桥墩建造采用了更为先进的制造技术,曾经的“新生儿”也变成了“老人”,已经退出了建桥的历史舞台。在武汉长江大桥建设中,这种大胆尝试、敢于创新的精神,为我国后来自主设计、建造大桥埋下了一颗种子,逐渐生根发芽,变成了一股经久不衰的力量,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桥梁建设者,不断突破新的技术难题,创造一个个桥梁史上的“世界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