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大学法学院学生“告赢”轨道交通公司

　　“社会需要较真儿的人”

　　因为地铁卡内余额低于单程最高票价，自己被拦在地铁闸机外，苏州大学法学院大四学生吴丽（化名）起诉了地铁公司。

　　一年多来，这位大学生经历了取证、立案和多次庭前调解。结果是，运营方承诺修改票务规则。

　　有网友嘲笑这位大学生花了一年半时间，没有得到任何赔偿。她表示：“从来都不是为了赔偿而打官司，想要的只是不合理的地方得到改善。”

　　3年前，还是大一学生的吴丽在苏州地铁站刷卡进站时，检票口闸机屏幕提示“余额不足，请去充值”。当时的她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拖着行李充值后重新安检进站。

　　2017年10月，她在苏州地铁东环路地铁站进站时，地铁卡里显示余额7.1元，她要去的站点只需花2元，但她无法进站。这一次，她找到工作人员，对方告诉她，根据《苏州市轨道交通票务规则》第十三条规定，余额低于轨道交通线网最高票价时将不能进站。当她追问该项规定的依据时，对方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

　　经过3年的法律专业学习，“较真儿”的她认为这个“霸王条款”不合理。

　　为了了解其他城市地铁站的情况，她和同学登录了北京、南京等近20个城市的轨道交通网站，给大部分城市地铁公司打了热线电话。他们发现，16个城市的地铁票务规则规定，只有当卡内余额低于单程最低票价的时候，才会无法进站。

　　她认同这样的规定，“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需要在地铁上从头坐到尾，其实只要两三块就够了。”

　　她登录苏州轨道交通官网想要投诉，发现网站上“便民问答”栏目的第一个热门问题就是“为什么交通卡余额低于七块六无法进站”。

　　这让她意识到，投诉可能不会有实际效果。此时的她正在上民事诉讼法课程，她意识到，如果要真正解决问题，“需要起诉轨交公司”。

　　学校老师告诉她，起诉完全可行，这句话让她“有信心去打这个官司”。 父母都认为做这件事情很有社会价值，鼓励女儿坚持下去。周围同学的热情也超过她想象，经常帮忙收集各种材料，为此，她开玩笑说，这种热情来源于“作为法学生挑战权威的兴奋感”。

　　起诉书准备了半个月。2017年10月底，吴丽来到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缴纳了40元诉讼费。取证、立案、缴纳诉讼费，等待法院传票，当这些书本里的诉讼流程，成为自己亲历的场面，吴丽觉得有些“不真实”，甚至有些忐忑。

　　到了2018年1月2日，吴丽收到了苏州中级人民法院的受理通知书，被告知提审。这时候，她“有点儿心急”。

　　后来她了解到，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报请苏州中院审理，苏州中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因原告所诉侵权行为涉及众多、不特定消费者的共同利益，对案件进行提级管辖。

　　庭审前，吴丽参加了一次庭前调解。轨交公司强调，让余额不足的乘客先充值再入站，比乘客先入站后补票风险更低，也更舒适，并介绍这是他们通过“客商风险”计算得出。

　　尽管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大场面”，但吴丽却发现“并不紧张”，对方也不是想象的“咄咄逼人”。她很快反驳对方，“虽然说这是计算得来的，但并没有提供数据作为支撑，而且那么多人投诉，说明大家都觉得不舒适”。

　　双方都没有做出让步。

　　漫长的等待中，吴丽认真地准备应诉。她常跑到老师办公室，问怎样的观点更能站得住脚。

　　有网友评价她“太较真儿”，她笑着反问：“那做到什么地步才是不较真儿呢？”

　　她从未想过撤诉。以前，她认为自己是个做事犹犹豫豫，瞻前顾后的人，这次得到周围那么多人的鼓励，她想磨砺自己。“我不是特别在意结果如何，但这件事不能半途而废”。

　　2018年12月14日下午，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她终于等来了期待已久的开庭。这让她既兴奋又紧张，“心里压着的事情，终于要解决的那种轻松感”。

　　经苏州中院裁判式调解，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轨交公司于2019年12月31日前按最低票价进站的原则对《苏州市轨道交通票务规则》第十三条进行修订并同步实施；吴丽放弃其他诉请。

　　“对于结果是满意的，因为双方相互都做出了一定让步，最终达成调解结果，对于我和轨交公司，我认为都是很好的结果。”吴丽说。

　　“这个案件属于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交叉领域。”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沈军芳在受访时表示，合议庭认为，吴丽与轨交公司的运输合同关系成立，在吴丽接受运输服务的过程当中，她认为因为轨交公司设定了这个规则导致她权益受损，为保护自身权益提起诉讼。为此，合议庭认为吴丽是本案的正当当事人。

　　为了审理好本案，苏州中院对全国各大城市的交通卡（市民卡）展开了广泛而又深入的调研，查阅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支付机构预付卡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文件。

　　“这个案件能够在苏州法院系统得到受理，并且一直审下去，这说明苏州的法治水平非常高。对法院来说，案件无论从受理还是到审判，都体现巨大勇气。”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胡亚球介绍，诸如此类纠纷在很多地方法院都以“主体不合格”等程序原因而驳回起诉或不予受理。

　　胡亚球认为，这个案件不但体现苏州法治的进步，还为全国此类纠纷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样本，“从某种意义上促进了具体案件处理过程中的法治发展和进步。”

　　在苏州生活3年多，吴丽对这座城市充满感情。“地铁是苏州的城市名片之一，轨道交通的规定反映了这里的文明程度”。

　　今天，诉讼已经过去，吴丽也开始逐渐回归平静生活。她希望像这样的事不再是“新闻”，而应成为常态。她也希望更多的人应有意识地去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最终受益的还是社会。“如果非要说我是个较真儿的人，那社会可能需要更多较真儿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