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社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农民工欠薪问题的高发、多发态势已得到明显遏制。2018年各级人社部门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查处的工资类违法案件数、涉及的人数和追发的工资待遇数，同比实现“三下降”，分别下降了39.4%、45.3%和35.8%。尽管，近年来欠薪治理力度不断加码，但距离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这个“痼疾”，还有很大差距。（《法制日报》5月27日）

　　让劳动者体面地工作，有尊严地获取报酬，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基本特征，也符合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在一些地方，恶意欠薪问题却十分突出，少数企业主拒不给付农民工工资。如此，不仅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破坏了社会公平。

　　平心而论，近年来，从地方到中央，为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下了不少功夫，也取得了一些成效。比如，多地完善工资保障制度，在政府投资项目落实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和银行代发工资制度，工资可直接发放给农民工本人；推出专门金融业务，总承包可以在资金未到位的情况下，依托银行信贷资源及时支付农民工工资；建立欠薪保障金，运用欠薪保障基金垫付欠薪等。

　　又比如，畅通农民工维权渠道，加大打击恶意欠薪行为的力度。一些地方工会组织在农民工集中的厂矿、工地和公共场所设置维权服务台，现场受理投诉，政府部门建立农民工服务中心。与此同时，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纳入了刑法，并出台了司法解释，由行政处罚上升为刑事处罚。

　　一个更有力的举措，便是“黑名单”制度的建立。根据2017年9月人社部出台的《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凡是克扣、无故拖欠农民工工资，数额达到认定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数额标准的，或因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行为引发群体性事件、极端事件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用人单位，都将被纳入“黑名单”管理制度之中，将在政府资金支持、政府采购、招投标、生产许可、资质审核、融资贷款、税收优惠以及交通出行、高消费等方面依法受到限制。

　　应当说，包括推行“黑名单”制度，以及规范劳动用工管理，实行建筑工人实名制等在内的这些措施，有利于遏制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多发趋势，但是，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毕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方面，不可能一蹴而就。

　　在立法上，尽管《劳动法》《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各类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堪称是劳动者的法律后盾，但对劳动者劳动工资利益受到侵害时的权力救济，还过于抽象笼统，赋予劳动行政部门的监督职权，仅有责令支付劳动报酬、经济补偿、责令支付赔偿金，处理手段过于单一，缺乏制度刚性。不仅如此，作为劳动者的权利救济手段，“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的渠道还不够畅通，不利于劳动者实际维权。

　　再从深处看，包括政府部门、企业主在内，法治精神也有待加强。部分地方政府的GDP情结暗行其道，为了面子工程和政绩工程，超过财政承受能力大搞开发建设，导致政府工程项目欠薪。而有些企业主也仗势欺人，将经济纠纷的成本“乾坤大挪移”，“转嫁”到农民工的工资上。

　　拖欠农民工工资，是现代法治社会的耻辱，也是需要依法切除的病灶。解决这个难题，不能靠少数人、个别部门单打独斗，也不能靠几份文件一蹴而就。为长远之计，需要从立法到执法、司法联合出手，形成遏制乱象的强大合力，形成全社会遵法守法的法治共识，更有力地维护劳动公平秩序、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