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笔者惊闻故宫第三代摹印传人沈伟先生驾鹤西去，年仅55岁。英年早逝实在令人伤痛，而他30多年来潜心钻研的摹印绝活如果没有传人，很可能就此失传，更是让人扼腕叹息。

　　几年前，笔者曾深入故宫拜访沈伟先生，和他交谈数小时。记忆中的他气质儒雅，笑容温和，令人如沐春风。那时候，故宫文物医院尚未建成，《我在故宫修文物》里拍的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还在一个院子里，位置是昔日的“冷宫”，沈伟就在这里工作。

　　那座院子和院子里的人，甚至院子里的葫芦和猫都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走出院子的时候，我禁不住感慨，有一种“任性”就叫作在故宫工作，沈伟先生让我第一次看到了故宫专家们不为人知的深宫生活。

　　山石盆景、小葫芦、鸟笼子、小风筝、蛐蛐罐儿……这是工作的地方吗

　　那一年，《我在故宫修文物》爆红，但是这片“冷宫”和以前默默无闻的很多年并没有什么不同，依然是一片寂静的宫苑。朱漆凋落的宫门里安装了现代的门禁系统，工作人员刷卡进门，外人很难进入。

　　沈伟带着我进了门，进门之后是一条幽深的过道，墙根儿的自行车棚里有上百辆自行车，据说这是“宫里人”最喜欢的交通工具。越过红色的宫墙可以看见一排排起伏的屋脊，这里有好几个相互毗邻的大四合院，是木器、织绣、青铜、钟表、瓷器、漆器、镶嵌、书画等十多个小组的办公地。

　　沈伟工作的“书画复制组”就在其中一个四合院中，院子很大，种着核桃树、柿子树、海棠树，果实累累；丝瓜秧沿着树爬得比屋顶还高，硕大的丝瓜在头顶上摇晃；青皮的大葫芦还剩下一两个，寂寞地挂在架子上……“春天的时候院子开满了花，特别漂亮，秋天就可以摘果子了，现在只剩下高处的柿子打不下来。”沈伟说。

　　很多年来，沈伟每天的习惯是7点半提前来上班，第一件事就是给院子里的花花草草浇水。他关心每一个葫芦长成的样子，甄选之后他会摘下来做成葫芦罐养蝈蝈，或者精心雕刻成工艺品。他还曾经在红色的宫墙根儿下种过西红柿和玉米，收获季节他像一个骄傲的农民一样在玉米前照了张相，据说那片玉米成了故宫一景。

　　浇完了花，沈伟有时候还会喂猫，他给这两只野猫起名“花子”和“灰子”，它们是这里的“宫宠”，夏天趴在红色的窗棂边，冬天趴在暖气上，憨态可掬。沈伟特别喜欢小动物，看到它们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

　　做完这些事，沈伟走进院中最敞亮的北房，门楣上挂着“书画修复组”的小牌子。几百年的老建筑了，虽然柱子上的漆色已经斑驳，但是那种典雅和讲究绝非一般房子可比，用沈伟的话说，这房子“接地气儿，让人特别舒坦”。

　　走到沈伟的办公桌边，通常会大吃一惊，会禁不住产生疑问，这是工作的地方吗？桌前是清水流淌的山石盆景，窗柩上挂着一串串小葫芦，还有鸟笼子、小风筝、蛐蛐罐儿散落在周围，全都是他喜欢的玩意儿。

　　沈伟坐在桌前，望了望窗外，那一天北京没有雾霾，初冬暖暖的阳光照进来，在桌上投下柔和的阴影，他笑了，“这么好的阳光，心情也不错，干活！”

　　沈伟在“南三所”的工作就是这么任性，营造自己最舒服的环境，调试出最好的心情，这里的规矩是“不加班，不赶活”，为的就是拿出最好的工作状态。尤其是沈伟的“摹印”，摹印是古书画临摹的最后一环，要求仿刻的印章要与真迹一模一样，就连盖上去的效果也得形神具备，和原作看不出一丝差别。

　　“一张古画别人临摹了好几个月，花了无数心血，我这最后一个章，要是盖坏了，不是前功尽弃吗？所以绝不能出一丁点差错。”30年来，沈伟雕刻仿制了1000多枚古印，在临摹的书画上盖了上万个印章，没出过一点差池。

　　“南陈北金”中的“金”，是沈伟的太师父

　　沈伟从摹印室的大柜里，小心翼翼地取出几个盒子，里面装得满满的都是他仿制的古印，外行人看不出什么门道，行家一解释才知道，印章方寸之躯却各朝各代风格迥异，魏晋之前的印章大都稚拙、率真、雄浑，隋唐之后则严谨中平、雍容饱满，宋印更为曲折婉转、疏密相当。有的印只一个字，形如图画，有的印却密密麻麻二十多字，千回百转。

　　印章在中国流行了2000多年。吴昌硕的《西泠印社记》说：“印之佩，见于六国，著于秦，盛于汉。”宋元以后，印章艺术和文人书画结合，出现了除镌刻姓名、斋室、官职以外的闲章，一时风气颇盛，后来闲章逐渐成为书画作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枚好的闲章，除了让人玩味，还显露了篆刻家和书画家艺术水平的高低，方寸之间，可谓大有乾坤。

　　沈伟解释说，摹印是和古书画的复制联系在一起的，故宫的文物专家们不但负责修复文物，还从事文物古画的临摹复制，这种传统从唐宋时代的画院就开始了，正是因为唐宋等后代画师临摹了大量古书画，才使得后人能够一窥唐代以前诸多失传名作的样貌。故宫书画复制组的专家临摹一幅《清明上河图》就用了10年的时间，摹本也成为珍贵文物被故宫博物院收藏。印章作为古书画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复制中尤为重要。

　　故宫博物院第一代摹印专家是篆刻名家金禹民，也就是沈伟的“太师父”，金先生1949年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沈伟1983年进入故宫工作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一年，所以未曾谋面，沈伟深以为憾。

　　中国印坛曾有“南陈北金”的说法，“北金”指的就是北派篆刻的代表人物金禹民，他从师寿石工，广涉古玺汉印，擅书法篆刻，尤精印钮雕刻，旁及汉砖、制砚、刻碑、刻竹及瓷器、铜器鉴定，齐白石、徐悲鸿等名家都对金禹民的作品给予过高度评价。

　　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聘请金禹民先生为“文艺技术员”，专职从事古代书法、篆刻真品的复制和研究，他为故宫复制的历代名章，均可乱真，据说当时观者无不赞叹：“逼似原作！”

　　故宫摹印第二代传人是刘玉，也就是沈伟的师父。刘玉并非科班出身，他中学毕业被招进故宫，一直在木工组工作，因为心灵手巧，悟性颇高，30多岁从头学习摹印，终成一代名师专家。

　　“我师父特别不爱说话，1986年他选择我作为故宫摹印的第三代传人，当时我还有些吃惊。他说观察我很久了，觉得我能干这个，他不会看错人。”当时沈伟从国家文物局办的唯一一届文物职高班毕业，分到故宫青铜组，已经复制了3年青铜器。他的业余爱好是篆刻，没事儿就喜欢摆弄石头，大概师父觉得这个年轻人能坐得住，最终选择沈伟作为自己的唯一传人。

　　最后的那一盖，才是摹印的绝活，全靠一代代师徒间口传心授

　　“学徒从磨石头、磨锯、磨刀开始，那时代刻印的专用工具没处买去，都是我们自己做的，这一磨就磨了一年。”沈伟回忆自己的学徒生涯，很多往事记忆犹新。

　　“磨完刀子写篆字，又写了两年，这才能摸到印章，学习篆刻技法又是两年，一共五年才算正式出师，可以独立摹印了。”沈伟没想到，出师之后，关于古印学习才真正开始，这一学就是30多年，钻进古印的世界就再也回不了头了。

　　摹印是一门专心和吃力的工作，不但需要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博览群书，而且要广临秦汉古印，钻研各流派所在，熟练掌握各种手法。

　　“古书画印章出自历代杰出的金石篆刻家之手，古印神奇工拙各具风格，有极高的艺术水平。仿制一幅古书画上的印章，首先要对画上所有印章进行全面分析，了解印章时代、原属何人、印文内容、印文字体、章法布局、运刀特点、风格流派等；对伤损的印章，要考察原印章的印文结构，分析伤损原因，是由于印泥堵塞还是印石已损，还是故意留笔；对于原印笔道的轻重、屈伸疏密、增减挪让，以及所谓‘笔未到而意到，形未存而神存’的刀笔情趣，都要有深刻的领悟……”一说起摹印的种种，沈伟立刻滔滔不绝起来。

　　玺印的严谨，汉印的雄浑，流派印的活泼，沈伟经过多年的努力，对不同的印风、时代特点都有了准确的把握，“摹印不但要形似，更重要的是要模仿出那种神韵，做到神似才算是把这个活完成了。”

　　挑选一个天气、阳光和心情都俱佳的时刻，沈伟拿起刀，这便是属于他的时刻了，聚精会神，一挥而就。仿刻一枚古印，从动刀到完成，大约需要一天的时间，而这之前的琢磨和研究，就不知道要花费多久了，需找准了那种感觉才可动手，按照沈伟师父的话来说，这是一件“需要悟性的事。”师父当初看中沈伟的，其实就是他身上的悟性。

　　师父不爱说话，却对沈伟无话不说，亲如父子，一身技艺倾囊相授，还有那秘不外传的摹印绝活。

　　“仿刻完成一枚古印，其实摹印的工作才完成一半，在复制的书画上那最后的一盖，才是胜败在此一举，只能成功，不许失败。”为了和原作上的印章一模一样，他会自己配制印泥，调制出和原作印章完全相同的颜色；为了找准盖章的位置，他会用镇尺细细测量，分毫不差；盖之前还要研究纸张的质地，纸的颜色深浅盖章时用的力道都不一样，如果是画在绢上的，因绢不易上色，还要反复加盖好几次。

　　盖一枚小小的印章，居然有这么多讲究，“尤其是那种力道的掌握，可以说是摹印的绝活，靠一代代师徒的口传心授，这就是所谓的匠心吧！”沈伟说。

　　几十年练成的独门绝艺，找不着徒弟

　　转眼间已经在故宫呆了30多年，面临即将到来的退休，沈伟不得不考虑收徒的事情。虽然《我在故宫修文物》播出之后，报名想来这里工作的人多达数万，但沈伟并不确定这些狂热的粉丝能够忍受得住这里的寂寞，“外界的诱惑这么多，除非是特别喜欢，痴迷这个，要不一般人真熬不住。”

　　几乎一成不变的生活，与世隔绝般的寂寞，还要忍受职业病的痛苦，宫里的生活有惬意的一面，却也有不为外人所知的艰辛。常年坐在桌前研究、雕刻，使沈伟颈椎、腰椎病缠身，沈伟的师父刘玉也是因为用眼过多患了严重的眼疾。然而，在对篆刻的痴迷面前，这些代价似乎都是值得的。

　　沈伟一直把“素心若雪，淡如清风”当做自己的座右铭，“制作和收藏印章的过程，其实也是塑造性情的过程。沉浸在印章的世界里，少了现代社会的功利心和焦躁症，变得与世无争，这便是修身养性。”故宫的高墙和一颗安静的心，让他在浮躁的时代，守住了自己的志趣。

　　沈伟望着窗外的核桃树和柿子树，那是师父刘玉多年前亲手栽下的，如今已是果实累累。师徒两人就在这树下喝茶聊天、琢磨古印，日子就这么悠然地过去了，几十年仿佛就是一个瞬间。如今师父已经退休多年，“我也该收一个徒弟了。”沈伟说。

　　当时，沈伟和我谈到他最大的苦恼：“故宫的下一代摹印传人，会在哪里呢？”注定一生寂寞的事业，如果没有痴迷和热爱是无法坚持的，而现在的年轻人有多少会选择这种生活呢？因为这不是一年两年，一旦踏进这个门，就是一生的诺言，就要承担起坚守和传承的重任。

　　听说沈伟先生一直未能如愿找到可以传承这项非遗的故宫第四代摹印传人，但即使找到，这短短几年的工夫也无法学到他那一身绝学，这种传统工艺的口传心授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数十年。

　　也许，这将成为一个永远的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