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建部设计组高级工程师黄占均（左二）与同事在大殿屋顶

　　整齐摆放在故宫院内的古建材料

　　工作中的古建复制组工程师们

　　几年前的一个黄昏，夕阳西下，落日熔金，赵鹏一个人沿着架子爬上故宫东华门的巨大屋檐，看着阳光把琉璃瓦屋顶染得一片辉煌灿烂，他被这壮丽的美景深深震撼了。

　　遥想80多年前，梁思成、林徽因等建筑学家成功修缮天坛祈年殿的往事，赵鹏瞬间“把自己感动了”，因为他现在所做的正是和这些前辈一样的工作。这个建筑学专业毕业的小伙子默默对自己说：“修古建将是我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那是2011年，赵鹏在故宫第一个独立负责的项目——东华门修缮工程正式开工。如今，赵鹏担任故宫古建部副主任，他与同部门的几十位专家承担着故宫古建的保护工作。明年适逢故宫600岁生日，也是进行了18年之久的故宫第三次大修竣工的日子，故宫焕然一新的面貌该有多美？他们和所有的观众一起期待着。

　　散碎建筑构件铺满整个院子

　　从故宫东华门进去不远的工作区，有个并不引人注目的小院，门口挂着一个黄色的“古建部”的牌子。进去以后，发现院子有些陈旧，杂草野花丛生，但生活气息颇浓，花盆里养着各种花花草草，猫咪自由穿行其间。与别处不同的是，这里到处是建筑构件，把院子里的空地都占满了，仔细看去，每个构件上都标注了数字。

　　“这些有破损的建筑构件都是从古建上拆下来的，编好号，修补好之后还会尽量利用到古建上，我们修古建要最大限度使用原材料、原工艺，保留传统的东西。”一位大姐笑着告诉我，她是故宫古建部设计组的高级工程师黄占均，18岁来到故宫工作，至今已经30多年了。黄占均1983年来到故宫的时候，故宫刚刚进行完第二次大修，她很遗憾自己没赶上，否则可以积累更多的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国务院虽每年向故宫拨出维修专款，但古建专家们赖以增长经验的大修只进行过两次，第一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另一次在1974年。

　　上世纪50年代进行的第一次大修，光是垃圾就运走了25万立方米，用这些垃圾，可以从北京到天津修一条6米宽、路基35厘米高的公路，由此可以想见当时故宫破败凄凉的面貌。

　　第二次修复工程是李先念提出的，从1974年开始一共延续了7年，国家第一笔拨款1400万元。其时国力所限，如此规模和节奏，远不足以抵消近百年来故宫古建筑因氧化、霉菌、虫蛀、酸雨、雷电等造成的侵害，所以，故宫的状况一直令古建筑专家忧心忡忡。

　　80年代，黄占均进入故宫工作之后，就开始跟着老师傅一起进行古建勘查工作。当时她是一个文弱的小姑娘，以为古建设计只是画图写报告这些案头工作，没想到还需要爬到十几米高的大殿屋顶上，她一下子懵了。

　　险活、脏活、累活，对他们来说都是家常便饭

　　“幸好我没有恐高症，踩着架子上的几块木板，扶着墙壁慢慢爬上去，到了屋顶往下看，还挺有成就感的。”黄占均对自己第一次勘查的情景记忆犹新。

　　不过上屋顶可不是为了看风景，需要观察琉璃瓦的破损情况，还要掀开瓦，勘查瓦下面的“灰背”（保温防水层）是否有断开、下滑的情况，“灰背”下面的“望板”是否糟朽损坏，再下面的木基层有没有破损……这种勘查不能只做一处，需要多找几个点，才能基本了解古建的健康情况，所以工作人员经常在倾斜的屋顶上一站就是大半天，无论风吹日晒。古建部的专家们把这项工作戏称为“上房揭瓦”。

　　专家们为了“上房揭瓦”，得练就一身“飞檐走壁”的本事。赵鹏告诉我他的亲身经历，有一次曾经在雨后徒手爬上太和殿的屋顶，因为情况紧急，脚手架只搭到上层檐口，他踩着湿滑的瓦面，沿着檐头向上爬，一直爬到正脊，考察前后坡外面的情况。“上去的时候没觉得怎么样，下来可就惨了，双手拼命找东西抓，太滑了，到地面整个人都瘫软了。”

　　然而，“上房揭瓦”还不算最苦最累的活儿，更艰难的要算勘查古建内部梁架里的情况，高大的建筑还好一些，最难的是比较小的建筑。“就依靠几块木板搭的简易脚手架，到了上面根本站不直，只能弯着腰爬进梁架里面进行手工测量，不能拉电线，需要一直举着手电筒。因为上下不方便，有时候全天都得在上面待着，中午也没办法下来吃饭，工作全部完成之后才能下来休息。”黄占均告诉我，而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家常便饭。

　　对于爱干净的女孩子来说，更难以忍受的是脏，“梁架上面多年没人上去过，尘土足足有10厘米厚，戴着两层的纱布口罩都没用，出来之后全身上下都是黑的，跟土猴子一样。”黄占均最怕的就是夏天上梁架，“闷热到窒息，密不透风，太难熬了！”

　　今年夏天酷暑难当，然而黄占均和同事们依旧每天顶着大太阳在屋顶勘查，忍着闷热在梁架里工作，“别人都以为我们是设计师，只需要在办公室喝茶绘图，很少有人知道我们其实是名副其实的户外工作者”。

　　即使是这样，古建专家们还不忘苦中作乐。有一次，一位同事不小心从架子上滑了下来，刹那间尘土飞扬不见人影，幸好无人受伤，大家调侃他是“坐着飞毯腾云驾雾下来的”。

　　这些现场勘查的状况，最后都要写进报告，落在图纸上。看到黄占均画的平、立、剖等各个角度的古建图纸，即使看不懂也会被深深震撼，简直太精细太漂亮了。

　　黄占均说，“最早我们是用那种鸭嘴形的水笔画在硫酸纸上，画错的地方需要用剃刀刮掉，后来才开始学习使用电脑绘图。”这些图纸需要达到什么要求呢？“将来即使这个建筑物没有了，按照这些图完全可以原样复建。”

　　所以故宫流传一个说法，说古建部的专家一个个都文武双全，“文能案头作图，武能上房揭瓦”，还真不是吹的。

　　爬上东华门一看都惊了

　　2002年3月，故宫第三次大修开始了它的漫长历程，同时也是百余年来，这个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的首次整体大修。古建专家们跃跃欲试、大展身手的时刻终于到了。然而，事情绝没有预想的那么简单。

　　作为大修的一部分，28岁的赵鹏领到了他的第一项重要任务——东华门维修工程。学了多年的建筑专业，心怀职业梦想，赵鹏对古建修复充满了期待，可是，他爬上东华门详细勘查一番之后，几乎惊呆了。

　　“现在想想都后怕，当年真是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连这个活儿都敢接。”赵鹏笑着说，当时有位老师傅跟他说：“小伙子，这回可让你抄着了，东华门是故宫所有古建里状况最差的。”

　　那时候，赵鹏进故宫工作才一年，对东华门这个建筑并不了解，一查资料发现几乎什么都没有，甚至修建的年代都不知道。“东华门很特殊，民间称为‘鬼门’，故宫所有的大门都是九横九纵81颗门钉，只有东华门少一行，是72颗门钉。有一种说法是皇家如果有人在紫禁城去世，由东华门把死人棺材抬出去；还有一种说法是东华门是供大臣们进出的，因为他们级别低，所以门钉规制上要低一些。”

　　现场勘查的结果更让赵鹏吃惊了，“斗拱以下是明代的，可是天花板以上的部分明显是清晚期的风格。我们在梁架上发现了同治年间留下的4个人的名字，可能是那时复建过，但是复建得极不规范，梁下的柱子七拼八凑，有些简直就是破木头……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导致出现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呢？东华门有很多谜团一直无法解开。”

　　这些谜团给修复带来了很多困难，赵鹏只好虚心请教老师傅，按照传统工艺，从头学起。“东华门是我的一个起点。”赵鹏说，“以后我的胆子是越干越小了。”面对古代这些伟大建筑，保护专家们的心情可谓是诚惶诚恐，小心翼翼。

　　修复讲究到每一颗钉子

　　即使是黄占均这样的资深高工也有同样的忐忑，因为几乎没有人具备大修的经验，都是边干边学。她第一个单独负责的大修工程是神武门。“以前都是局部的修缮，从来没有揭过顶子，揭顶的时候心情特别紧张。”打开一看，她也惊呆了。

　　“神武门的做工确实非常讲究，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是什么年代的建筑手法，复建也都是使用传统老工艺，基本保持了明代的建筑风格。”神武门始建于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年），从它建成至今虽经多次保养维修，但从来不全面，所以这项大修工程也算几百年来“破天荒头一遭”。

　　神武门的很多构件包括木基层及瓦面等，在形制及工艺加工技术方面都具有特殊的风格和做法，大修时专家们决定，能保留的原构件尽量保留。

　　“要求施工前对将要拆下的每一构件都要进行编号，还要注明其形制、位置，以便重新放回原位置；我们对表面脱釉大于70%的琉璃瓦脊件，采取挂釉复烧的手段继续使用；对木基层包括椽飞、望板、里口木等构件糟朽部位进行镶补；传统手工打制的镊头钉，由于年久大部分均已糟朽变形，我们按传统工艺做法重新打制镊头钉，按原位钉安……”黄占均如今说起这些事情似乎容易，可背后却是专家和工人师傅们付出的大量劳动，讲究到每一颗钉子，这就是故宫修复的风格。

　　故宫大修被突然叫停

　　然而，这几年，随着故宫老工匠的退休，“八大作”的传承人一个一个都走了，工匠断代的情况严重，也给修复造成了困难。

　　2014年，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故宫第三次大修工程忽然被当时的故宫院长单霁翔暂停了，这是为什么呢？2014年5月的一天，在故宫巡查的单霁翔突然发现刚刚修好的太和殿外围又搭起了脚手架。单霁翔感到很奇怪，过去的建筑320年都没有出问题，为什么刚修好的屋顶，这么快又要复修？

　　经过调查，单霁翔发现目前的故宫大修存在一些机制上的问题，包括材料质量得不到保障，包工头招来施工的农民工缺乏传统技艺，北京人不愿意学瓦匠木匠，而培养的外地传承人无法进京，造成工匠断代等。“如果用这种方法修，修一栋会坏一栋。我们没法负这个历史责任。”单霁翔说。

　　2015年11月全国政协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单霁翔在会上用八分钟时间几乎“哭诉”了故宫大修面临的这几个问题。会后，他写报告呈交全国政协领导，得到批示，“故宫的事要特事特办”。自此，故宫的修复开始重新运作，不再视为工程，而是“研究性保护项目”。

　　目前故宫正在进行的研究性保护项目共有4个，分别是养心殿、乾隆花园、大高玄殿和紫禁城城墙，工期延长了，因为需要做的工作更多更细了。

　　这个项目的启动让古建部的专家们非常欣喜。“其实80年前，梁思成等建筑学家进行的天坛修复工程，就是很成功的研究性保护项目的先例，他们当时展开了细致的现状勘查和历史文献发掘，全城由专家指导，真正以文物而非一般房子的态度对待古建，天坛修复工程的保护原则和创新制度在今天仍有领先之处。”

　　赵鹏为此还专门和朋友写了一篇论文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从天坛到养心殿，是“研究性保护工程的轮回”。

　　为什么迟迟不开工？等待“懂行匠人”

　　2015年最先启动的“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是故宫在古建修缮方面的首次尝试，为什么是养心殿？单霁翔曾这样解释：如果说故宫古建筑群代表了明清官式建筑的最高成就，养心殿则是故宫古建筑群中最具典范意义的代表，它是清代紫禁城使用率最高的地方，集中反映了清代建筑艺术中汉文化、满蒙文化、佛教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多元共生。

　　“可研究的项目太多了，内容太丰富了！”赵鹏感叹，“以保护的手段、研究的态度对待古建筑修缮，可以最大限度还原和展现历史信息，为观众讲出文物的故事，而不是简单地只让大家看一看。”

　　然而，养心殿项目启动了两年多之后，一直没有正式动工修缮，当时很多人都有些不解，这么长时间究竟在做什么？赵鹏告诉我，其实故宫在这段时间做了很多不为外界所知的工作，譬如全院各个部门全面介入，开展了33项课题研究。

　　这些研究项目包括“养心殿文化遗产现状评估”“养心殿文物建筑记录、研究和保护”“养心殿园艺植被的记录、研究和保护”“养心殿文化创意产品研发”等等，故宫原院长单霁翔曾明确表示，“养心殿项目要全程强化研究精神，开辟文化遗产保护的新途径”，这其中也包括他一直心心念念的“工匠传承”问题，“养心殿官式营造技艺传承、培训与考核”项目终于启动了。

　　赵鹏介绍说，故宫希望通过养心殿项目，重建故宫古建筑传统技艺传承队伍，解决修缮队伍水平低、传统营造技艺传承后继无人的问题。养心殿为什么迟迟不开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等待“懂行匠人”，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传统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包括“瓦、木、土、石、扎、油饰、彩画、糊”八大作，其下还细分了上百项传统工艺，从材料到做法都严格遵循营造则例。历时2年，故宫博物院终于完成了一批官式营造工匠的培训，工匠到位，养心殿修缮维护工作终于正式开始了。

　　与此同时，其他几项研究性保护项目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黄占均负责的是乾隆花园项目中“萃赏楼1区”建筑群的修复，其中包括13座古建。在她的电脑中，我看到了详实的勘查报告和几十张精密的设计图，这还不包括“隐蔽工程”，随着修缮工作的进展，随时会出现以前没有估计到的新情况，就需要他们立即解决。

　　时间越来越近，古建部的专家们工作也越来越紧张，故宫古建筑整体维修保护工程将在2020年全面竣工，这是一百余年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时间最长的一次故宫古建筑修缮。修复的一砖一瓦，里面都蕴含着专家和工匠们的智慧与汗水。

　　我们期盼着故宫不再有工地的这一天，这座中国古代建筑的代表，中国人民的骄傲，中华文化的精华，将更加闪耀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