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高中三年最惊悚的回忆，大概是教室后门的玻璃窗上，班主任不时浮现的黑色眼睛。这双眼睛如果一直在，会有很多人坐立不安。

　　现在：这双“眼睛”又来了。比肉眼还要灵敏的摄像头被布置在教室中央，监控所有学生。人工智能则赋予了它更高级的判断能力：他今天玩手机3次，打瞌睡2次，举手0次，学习不认真；她这堂课露出8次疑惑和3次厌恶的表情，微笑却只有1次，可能不太适应这位教师；教师则可以不动声色地查阅所有信息。

　　最近试水这一领域的，是人工智能行业的明星企业旷视科技。一个趴在课桌上微笑的女孩，在这家企业的产品演示图里，被标注了“睡觉、阅读、举手、玩手机”等行为的次数。这引起了热议，有人说，管理学生搞得像治理监狱。

　　被骂惨的企业可能感到很冤。它算不上先行者，一家教育企业早就宣称，自家的技术能识别学生的专注度和情绪；百度公司则在2018年表示，监控学生的头部动作和表情，就能辨别对方是否专心听讲，并“贴心”地推出了定制服务。这些新技术应用的“正面案例”大多淹没在资讯的海洋，为数不多“翻车”挨骂的是杭州的一所中学。去年，该校领导在电视镜头前热情演示了类似的系统。轻点几下，几个“不专注学生”的名字出现在大屏幕上。

　　有人怀疑这越界了。大多质疑声投给了人工智能这项新技术。刚起步、未成型的东西代表未知，而未知带来恐惧。最糟糕的猜想在科幻小说里被描述过——人类的举手投足被人工智能分析、控制，失去自由。

　　我想起高中班主任的眼睛和他手里的教鞭，以及一些旧闻：人工智能还没有流行时，学校风靡安装摄像头。有班主任使用班费装了一个，每天监控班级；也有学校让家长交100元，就可以随时查看孩子的一举一动。

　　好像也没什么不同，所以，我害怕的是人工智能，还是那些充满控制欲、想把学生框进他们设计好的模子里的人？或许人工智能本身并没有引发“新问题”，它只是一个工具，交到了那些本就让人反感的人手中。

　　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新技术一定会带来新问题，比如人工智能会带来隐私争议。但同样的人脸识别，被用于安防、寻找走失幼童、监护老人或重症病人，很少会陷入争议。这些事人命关天，它们符合人们牢固的共识。我们每天使用的App，如今也都要拿走信息，分析和揣测我们的喜好。大多数人会同意那则协议，选择用数据换取方便的生活，这是我们自己的决定。

　　但那个植入教室的摄像头引发了轩然大波。孩子们很少能有与教师乃至学校平等的话语权，他们没得选择；再好的学生也会走神、会犯困，被一直注意只会带来紧张甚至压抑，没人喜欢被控制，长辈却总想要一直听话的孩子；为了在监控与分析下取得“优良表现”，孩子们会不会被迫表演，就像我们经历过的那些必须朗声发言与热烈鼓掌的公开课，这样的学习有乐趣吗？直至像一位网友所说，这项技术倘若被当成辅助工具，识别那些长期心情不佳、生活不顺的学生，增添呵护，可能便具有温情。可目前，厂家的卖点和买方的诉求，大都倾向于迫使学生时刻专心听讲，甚至直接奖惩。

　　这般理下来，发生在教室里的这则公案，哪有“新问题”？都是“老问题”！技术发展带来了诸多前所未有的伦理问题：能否编辑基因、克隆人类；有朝一日高度发达的人工智能是否该具备“人权”。但至少这次，问题没那么“浪漫”，就是后窗的眼睛变成了更高级的人工智能。

　　9月5日，教育部科学技术司司长雷朝滋在受访时表露，对于类似人工智能，“要加以限制和管理，希望学校非常慎重。”“学生个人信息，能不采集就不采。”更大的背景是，今年7月，中国提出组建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将对新技术带来的伦理和法律问题作出规范。

　　可以想象，这是一条必经之路。亟待完善的规则，既会涉及人类从未面临的新场景，也要解决诸如这些监控、分析孩子们的摄像头般，我们在过去尚未达成共识的问题。这也告诉我们，技术在未来的样貌并不确定，不同人眼中的它们可能截然不同，需要彼此不断探讨甚至争论。

　　教室摄像头引发的风波里，有网友激烈地反对。他说，我这么激动，是不想自己的孩子成为被监控的对象。有人想象了一个略显惊悚的场景：人工智能覆盖学校后，学生之后的下一个监控对象是谁？教师。再然后，或许是职场里的所有人——不够“专注”都要扣钱。

　　所幸，至少在今天，人工智能基本还是人畜无害、让人觉得新奇、下意识喜爱的“孩子”。至于几年、几十年后，它的样子，不由它自己，而由今天的我们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