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雪山，越高原，穿峡谷，奔流上万里，浩浩汤汤的长江，孕育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江流域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综合实力快速提升，是我国经济重心所在、活力所在。然而，长期粗放式发展，长江不堪重负：长江“双肾”洞庭湖、鄱阳湖频频干旱见底，接近30%的重要湖库仍处于富营养化状态，长江生物完整性指数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

　　“绝不容许长江生态环境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继续恶化下去，一定要给子孙后代留下一条清洁美丽的万里长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科学谋划，部署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子”，2016年1月、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江上游的重庆和中游的武汉召开两次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深刻阐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需要正确把握的重大问题并作出工作部署。

　　3年多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沿江11省市牢牢坚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着力强化顶层设计、改善生态环境、促进转型发展、探索体制机制改革，共护一江清水浩荡奔流。

　　生机重现，“气色”向好

　　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大保护”重拳出击

　　“咔嚓”一声，在一抹灰白跃出江面的瞬间，黄余洋按下快门，将江豚定格。

　　近几年，每到夏天，湖北宜昌市民黄余洋都会到长江边拍摄江豚，今年更是拍到了一张“三豚同框”。“江豚频繁现身，是对大力整治‘化工围江’、持续修复生态的无言赞许。”

　　江豚，是长江生态系统的指示物种。农业农村部2018年发布的长江江豚科学考察报告印证了黄余洋的说法：自宜昌到上海的长江干流及洞庭湖和鄱阳湖流域内，长江江豚数量约为1012头，极度濒危状况虽仍未改变，但种群数量大幅下降趋势得到遏制。

　　行走长江沿线，更多生态环境的可喜改善正在发生——

　　持续不断的退田还湖，让洞庭湖如今的调蓄面积较1978年增加了779平方公里；200多项湿地保护工程，让长江流域湿地面积增加30.36万亩；1361座长江干线非法码头完成整改，其中1254座拆除并全部复绿，让长江两岸重披绿装……

　　严重透支的“母亲河”，终于得到喘息的机会。过去的数十年间，长江经济带支撑起全国45%的经济总量，涵养着超四成的人口。但是，昔日追求规模速度的发展模式，导致长江生态账户透支严重。据水利部长江委发布的信息，从2005年到2015年，长江流域废污水排放量从296.4亿吨增加到346.7亿吨。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当务之急是“止血”，抓好长江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沿江省市坚持以持续改善长江水质为中心，重拳出击，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扎实推进水污染治理，“猛药去疴，刮骨疗毒”。

　　宜昌在2017年拿起“手术刀”，挥向化工这一当地首个产值过千亿元产业，今年底将完成长江及其支流岸线1公里范围内134家化工企业装置“清零”目标。安徽明确沿江1公里、5公里、15公里岸线分级管控措施，开展“禁新建、减存量、关污源、进园区、建新绿、纳统管、强机制”七大行动。

　　倾力推进水生态修复，“固本培元、营血卫气”。

　　在江苏泰兴江岸，盘踞数十年的小化工、小船厂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绵延12公里的自然生态岸线，江边生态湿地和绿色廊道成为泰兴市民休闲漫步的首选之地。在湖北，前后拉锯10年之久的“洪湖生态保卫战”也有了结果：1634户专业渔民全部上岸，15.5万亩湖面围网被拆除，“洪湖水，浪打浪”的诗意景观得以重现。

　　治已病，也治未病，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举措守护“母亲河”。

　　贵州、湖北建立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湖南对全省79个限制开发区域县取消了人均GDP考核；江苏力推22项环境保护制度综合改革；今年以来，云南把金沙江流域（云南部分）3.6万平方公里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占全省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的30.5%。重庆全面落实河长制，建立了市、区县、街镇三级“双总河长”架构，全市5300余条河流、3000余座水库“一河一长”全覆盖。

　　“大保护”重拳出击，解决了一批“老大难”问题，“母亲河”气色逐渐向好。

　　今年1月，生态环境部发布水资源质量公报，长江流域1155个水功能区有1032个达标，达标率89.4%，同比增长近4个百分点。

　　强化协作，有机融合

　　把自身发展放到协同发展的大局之中，下好一盘棋、共护一江水

　　今年初，江西省宜春市各县区议定14份跨县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交接断面水质按月考核，达到协议要求，由下游县区补偿上游县区；未达协议要求，则由上游补偿下游。

　　水是流动的。过去长江走不出治污“怪圈”，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上下游“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如今，“谁污染谁治理”“谁受益谁补偿”。责任担当在前，利益共享押后，责权相互捆绑，长江干支流跨省市流域治理局面为之一变。

　　皖浙两省开展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试点，以新安江“水质”约法，连续7年守护一江清水下钱塘。至今，地处新安江上游的安徽黄山市和绩溪县已得到相关补偿近40亿元。在长江上游的赤水河，云贵川三省携手设立两亿元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基金，守护这条有“美酒河”之誉的长江支流。

　　长江经济带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是一个有机整体，共抓大保护，关键在一个“共”字，也难在一个“共”字。在全流域一盘棋的格局下，无论是生态治理还是产业发展，都必须正确把握自身发展和协同发展的关系。

　　消除“堵点”，打破地域藩篱，加快流域协同，“黄金水道”才能通畅——

　　由一天1500个集装箱增长到一天2500个集装箱，湖南岳阳城陵矶港只用了一年多时间。湖南省港务集团综合部负责人邓隆标介绍，城陵矶港与上港集团合作，组建湖南城陵矶港务集团，打通全省一体化水运“堵点”，强化与上下游码头协作，过去“大船装不满，小船装不下”，如今“小船去支流，大船入长江，大小都满载”。

　　从江苏太仓港到云南水富港，港口整合大潮正沿长江水道向内陆涌动。一个个物流联盟、港口联盟不断成型，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加快推进，铁水联运、江海联运……多式联运之下，长江货运量位居全球内河第一的“黄金水道”含金量不断提升。

　　清除市场壁垒，推动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错位发展、协调发展，才能将长江经济带打造成为有机融合的高效经济体——

　　一辆新能源电动汽车，设计和研发布局在上海，电池材料和电池组来源于江苏常州、江西赣州等地，整车组装则在鄂川渝。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产业链更长，上中下游多点开花，彼此间错位竞争、分工合作态势喜人，成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目前，由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沿江11省市参加的长江经济带“1+3”省际协商合作机制全面建立，长江下游4省市、中游3省和上游4省市亦分别建立了省际协商合作机制，协同发展体制机制不断完善。

　　溯江而上，48个城市、59个园区参与成立的长江流域园区合作联盟，正发力推进智能制造与机器人产业链要素之间的协同创新。俯瞰长江，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水平不断提升……跳出“一亩三分地思维”，下好一盘棋、共护一江水，奔流不息的万里长江正冲刷出一条协调发展带。

　　改革引领，创新驱动

　　变革创新传统发展模式和路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动力转换

　　很多人都没料到，欠发达的内陆省份贵州，潜心数年“无中生有”，竟打造出一个蜚声海内外的“中国数谷”来。

　　以贵安新区为引领，贵州依托丰富的水电资源，切入“高大上”的大数据产业。英特尔、戴尔、苹果等一批世界500强企业聚集于此，中电科、阿里巴巴、华为等一批国内大数据领军企业扎根于此。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韩少波介绍，贵州以创新驱动为引擎，加速“存量变革”，以实现数字经济的“变量突破”，目前全省33.9%的工业企业实现大数据与研发、生产、销售、管理等关键业务环节全面融合，数字经济增速连续4年位列全国前茅。

　　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不是不发展，而是要倒逼变革创新传统发展模式和路径，寻求以绿色和创新为主基调的更高质量发展。

　　一手抓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一手抓新兴产业培育，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正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动力转换。

　　走进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三一重工“18号厂房”，如同走进花园。一条传统模式的生产线一般仅产一项产品，而在这个亚洲知名的智能制造示范车间里，可装配出30多种工程机械设备，5分钟即可下线一台挖掘机。

　　“必须主动出击，跨过智能化、数字化转型这道关口！”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说。面对一度低迷的市场，包括三一重工在内的长沙工程机械企业纷纷建设智能化制造车间，布局智能化物流体系，搭建大数据云平台，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抢占产业链、价值链制高点。

　　面对存量庞大的传统产业，沿江省市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坚决去产能，该淘汰的果断淘汰，该退出的彻底退出，壮士断腕破解“化工围江”。另一方面，坚持用现代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速“存量变革”：湖北滚动实施“万企万亿技改工程”，工业技改投资超过5000亿元；2018年，贵州通过“千企改造”对1688户工业企业实施技术改造，通过“万企融合”使上云企业突破1万户；江西深入实施工业企业技改三年行动计划，力争2019年全年技改投资增长30%……2018年，长江经济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46.7万亿元，占全国工业的比重为45.7%，较2014年41.6%的比重，提高了4.1个百分点。

　　穿行在武汉光谷最边缘的左岭大道，短短8公里，长江存储（国家存储器基地）、华星光电、天马微电子等“新武汉造”鳞次栉比，新兴产业总投资超过4000亿元。

　　武汉光谷从40年前的一根光纤起步，发展成为全国光电子产业基地，仅光线光纤就占据了全球25%的市场份额。如今的光谷，从网络传输到显示，从智能终端到芯片，一个“芯屏端网”万亿元产业集群已具雏形。

　　从武汉“光谷”到贵州“数谷”、重庆“智谷”，从江苏无锡“慧谷”、安徽合肥“声谷”到以轨道交通装备领跑业界的湖南株洲“动力谷”，沿江各地坚持创新驱动、“增量崛起”，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竞相涌动，一批在全国乃至全球有竞争力、影响力的优势产业集群加速成长。

　　比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更令人振奋的是，营造创新环境、激发内生动力，正为沿江各地加速新旧动能转换注入不竭动力。

　　“别处是城区建公园，我们是公园建新城，变‘产—城—人’的发展逻辑为‘人—城—产’。”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科学城管委会副主任刘洋说，从一张白纸到发展成为四川创新发展的核心区，天府新区仅花了4年时间。

　　南京江北新区在产业技术研创园开展“区域环评+环境标准”改革试点，提出项目准入标准，制定“负面清单”，为打造“芯片之城”“基因之城”提供环境支撑。今年前4个月，江北新区集成电路和生命健康两大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分别同比增长52%和40.5%。

　　重庆两江新区规定，不涉及土地、财政补贴政策的社会投资项目，只需备案，不再审批；符合产业布局要求的外商投资项目，外资主管部门不再前置审批……挂牌仅一年的重庆两江新区数字经济产业园，已吸引投资529亿元，接纳数字经济企业3865家。

　　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全面启动，安徽、四川等区域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深入推进，上海、浙江、湖北、重庆、四川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积累经验……“黄金水道”联通“一带一路”，改革创新和对外开放加码发力，锚定“引领全国转型发展的创新驱动带”，长江巨龙正以崭新姿态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