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国际部编委、高级编辑凌朔讲述徐勇同志的先进事迹。 浙江在线记者 魏志阳 摄

　　浙江在线12月11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沈吟） 11月20日14时34分46秒，新华社国际部专特稿专线新闻采编中心主任、高级编辑徐勇提交了最后一篇稿件，随后不久，56岁的生命戛然而止，黑色外套仍然搭在转椅背上。

　　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他对新闻的极度热爱，他对文字的极致追求，影响了许多年轻新闻工作者的成长。敏锐背后，亦有温情。资助山区学子、慰问同事父母、关怀弱势群体……他永远把做人放在做事之前。

　　理想之光莹莹闪耀。12月10日，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记者的样子——听听讲讲徐勇的故事”座谈会在杭州举行，与会代表讲述了徐勇同志的先进事迹，深情缅怀，真情礼赞。

　　他生前的新华社同事来了，浙江新闻界的同行来了，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师生代表也来了……

　　会场座无虚席，也格外安静。人们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只为用心感受——徐勇，一个记者的样子。

　　11月20日，徐勇突发疾病倒在工作岗位上，享年56岁。他走后，各类缅怀文章刷爆微博和微信朋友圈，在网络和社会上引发热议和哀悼。上千人自发前往八宝山，排队在寒风中等着见他最后一面。

　　12月10日上午，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记者的样子——听听讲讲徐勇的故事”座谈会在杭州举行。从新华社国际部编委、高级编辑凌朔讲述“慈溪妈妈的故事”开始，人们领略到了一位优秀新闻人的风采，以及他温暖无私的大爱。

　　“五星红旗、白色球鞋、细细长长的天线……徐勇教会我们，做新闻，不煽情，细节和白描自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新华社国际部主任记者党琦说，徐勇生前指导驻外记者采写特稿中的这些细节，多年后依旧鲜活。

　　在党琦的印象中，徐勇对新闻充满激情，他身上有种力量，总能感召和激励身边人。“2005年湖南新邵‘5·31’特大山洪暴发，我第一次采访重大突发事件。在新邵，我走一路，他就教了一路。”她说，通过电话和短信，徐勇一路教她怎么写灾区见闻，怎么写记者手记。

　　在徐勇的言传身教下，一批又一批“专稿人”成长成材，走向新华社国际新闻报道的最前线。

　　“肯干比能干更重要”，这是徐勇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以社为家，任劳任怨，为新闻战线树立了敬业奉献的职业标杆。“以党性论，他是一名忠诚战士；以新闻业务论，他是一名优秀行家；以职业精神论，他如一只春蚕。”新华社浙江分社副社长、总编辑沈锡权说。

　　故事还有很多，从一个个分享的片段中，徐勇的形象愈发立体和饱满。台下的听众中，有人悄悄拭去了眼角的泪水。

　　一只茶杯、一首歌曲、一批特稿……徐勇与浙江也颇有渊源。他的祖籍是萧山，杭州是他妻子的家乡，而他与浙江的新闻人和新闻事业也有着多年情谊。

　　10多年前，扩版后的钱江晚报增设《天下》版块，每天有6个至8个版的国际新闻。那么多高质量的版面，依靠的就是徐勇带领的专特稿团队；

　　2004年12月起，钱江晚报推出新闻人物周刊，创刊号的封面文章《格林斯潘：美元时代的终结者》，就是徐勇亲笔撰写的；

　　2005年11月，钱江晚报国际新闻编辑屠悦结束在徐勇身边实习，得到一只写满专特稿同事祝福的杯子。杯柄那一行，是徐勇所写：拟专发钱江晚报；

　　今年11月21日，也即徐勇离开的第二天，他提前寄给钱江晚报时事新闻部副主任何黎的新年礼物——一本《故宫日历》“穿越”时空来到杭州……

　　何黎和徐勇已经相识15年。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是今年9月24日徐勇来浙报集团调研。“没有想到，这次分别竟是永别。10多年前，每天和徐勇打电话商量选题，他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累’，但为了读者，他依然坚守在岗位上。”现场，何黎几度哽咽。

　　“不要跟着外媒跑，要有自己的观点……”浙报集团副总编辑邓崴回忆起在钱江晚报时事新闻部时与徐勇一起奋斗的难忘日子，“用自己的行动去做好国际时事报道，用自己的行动去更好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使命，我想这是我们对徐勇最好的怀念。”

　　“虽然未曾谋面，仿佛早就相识。”浙江广电集团新蓝网总编辑沈芸讲述了团队在徐勇精神的激励下，通宵创作新媒体H5《徐勇，你好。徐勇，再见》的过程。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现场不少新闻人表示，他们要学习徐勇用双脚丈量土地、用笔头记录社会、用思考实现创新、用本领书写时代的精神。

　　对徐勇最好的纪念是传承。“今天在这里分享徐勇的事迹，不是要认识他这个人，而是认识他身上的精神。”座谈会后，凌朔告诉记者。

　　“我会为梦想挺身而出，那是我个人信仰的象征。我们不会说再见，我明白该怎样才会不朽。”英文歌曲《不朽》的旋律在会场回荡。这是徐勇最后一次离杭时，分享给浙江新闻人的一首他喜爱的歌曲。

　　正如歌词所写，“我们不会说再见”。

　　记者徐勇，谢谢你的光与热

　　徐勇对浙江有着深深的感情。这里不仅是他妻子的家乡，更有许多徐勇的老朋友。

　　在他走后的一周内，我接到各种电话几百个，微信问题几百条。乃至于，自认为熟悉徐勇的我，也开始思考，究竟是为什么，我身边的这个人走后，让上千人自发去八宝山，排队在寒风中等着见他最后一面；让几十篇悼念他的文章，瞬间在网络上产生10万+的影响力；让许许多多不认识他的人，愿意去重新读他的文章，读他的故事。

　　我想用徐勇对我说得最多的八个字，作为对他一生的评述，那就是“低调做人，高调做事”。

　　今年4月的一天，徐勇在上海，给浙江慈溪的一位母亲发去微信。微信里写道：“妈妈，我是徐勇。我在上海，突然有种冲动，想来慈溪看看宝宝。”几个小时后，他已经坐在从上海到慈溪的长途客车。那天下午，他与那位“妈妈”一起去幼儿园接宝宝，他给宝宝买了衣服，逗宝宝玩，然后又返回上海，临走时还留了6000元给宝宝。这段故事，是这位慈溪的“妈妈”在得知徐勇去世后含泪写下的，否则不会有人知道。这位“妈妈”其实是宝宝的外婆，宝宝的妈妈原来也新华社记者，前几年刚刚产下宝宝，就因为抑郁症去世了。此后，徐勇一有机会就去慈溪，看望那位英年早逝的记者留下的孩子与老母亲。

　　其实，徐勇帮过的人很多。这些年，他没少帮助家庭有困难的同事，而他的帮助，绝不是简单的经济赞助，更多是内心真诚的关怀。

　　2013年7月6日，韩国韩亚航空一架波音777飞机从仁川机场起飞，在飞抵美国旧金山机场时发生空难，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共307人，包括141名中国公民。其中，3名浙江籍学生在空难中遇难。

　　徐勇，当时常驻旧金山，是距离新闻现场最近的中国记者。在完成初步的消息报道后，徐勇给我打电话说，下一步我的采访焦点要转移，你们不要跟随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做稿子。后来几天，他围绕中国受伤乘客特别是受伤学生进行了一系列采访，涉及伤员救治、人员安置、后续处置，特别是争取权益。他本人则连续多日与学生们在一起，对他们进行了心理抚慰与疏导。

　　他在一篇稿件中写到，中国乘客的活动受限，空难发生后最初一段时间，山西学生两个团组、浙江学生一个团组活动和活动范围受到限制。他发现一些乘客受伤期间并未得到航空运营商方面的照顾甚至探望。他发现，韩亚航空并未按照宣称的那样设立电话 “中文热线”。他发现，一名眼镜损坏的乘客甚至被要求在摄像镜头前用英文说 “韩亚航空为我配眼镜……”这些犀利的中国视角的报道，西方媒体丝毫没有涉及。他的报道有力推动了空难后续处置，却也让徐勇背负了巨大的压力。但他说：“我们不去做，谁做？”

　　2016年10月28日，徐勇发表了一篇971字的短文，名为《追随船长郭川》，纪念几天前横渡太平洋失联的中国职业帆船第一人郭川。

　　文章发表前10天，徐勇在旧金山送郭川远行，向青岛进发。作为记者，他记录下郭川出发时的几乎所有细节，文章通篇短句，没有修饰与形容词，悲怆而雄壮，却没有一个“我”字。而作为一个男儿，徐勇在文字内埋设情感，记者的悲痛之心溢于言表。徐勇在写给我的一段微信中说：文章中提到，“21时30分，郭川借助卫星电话，拨通项目总监的手机，首次通报航行状况，包括初次进餐内容：方便面、鸡蛋。”这段文字中提到的鸡蛋，是徐勇在旧金山的宿舍中为郭川做好的几十个茶叶蛋。

　　徐勇就是这样一名记者，用爱，浸入式地去采访，采访事件的核心，采访人物的内心。在他的新闻世界里,他从来不是旁观者。

　　徐勇这个人，永远把做人放在做事之前。这凝聚了他的新闻梦想和理想。

　　为提高年轻新闻工作者的业务视野，他自费买来经济学、政治学等各领域书籍，刻录各国国情介绍等光盘赠予年轻人。

　　还记得2001年我写第一篇国际特稿时，花了一整夜的时间，第二天早上7时交稿给徐勇，他冷冷地当众给了我一句话：拿回去重写。我们很多人就是在他这种常年的魔鬼式训练中培养和锻造出来的，并且一直在培养和锻造。

　　11月20日他走后，当晚的专特稿值班室，哭声一片，大家知道，没有人再来为他们改稿了，没有人再来跟他们打磨一字一句了，没有人再来跟他们辩论为什么要避免用被动句，为什么要避免用长句，为什么要少用形容词。

　　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徐勇严格地改稿，不留情面地批评，看似是高调地做业务，实际上是用另一种方式教大家学会做人，学会做新闻，然后学会做新闻人。

　　徐勇，在新华社工作34年，他对党的新闻事业的忠诚，细致严谨的工作作风，脚踏实地的工作态度，任劳任怨的奉献精神，功成不必在我的高洁志向，从未改变、从未动摇、也从未离去。他是记者的优秀代表，是新时代新闻工作者坚守舆论阵地、认真履职尽责的一个缩影，更是我们这些晚生后辈学习的做人榜样。对我辈而言，徐勇留下的财富太多太多。正如他写张纯如，不曾离去，不舍离去，从未离去。

　　（据新华社国际部编委、高级编辑凌朔现场发言整理，有删节）

　　人物名片

　　徐勇，新华社国际部专特稿专线新闻采编中心主任、高级编辑，1963年4月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获电子工程和国际新闻双学士学位，1986年8月进入新华社国际部工作，1991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在欧美新闻编辑室、英文编辑室、英文改稿室、要闻专稿编辑室、专稿一室、专特稿专线新闻采编中心工作，曾参加中央讲师团到山西支教，到贵州省息烽县挂职扶贫，任副县长。他先后在新华社华盛顿分社和旧金山分社常驻，任记者、首席记者，曾先后获得中央机关讲师团先进个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