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叶刀-糖尿病与内分泌学》近日发表中国肥胖专辑。目前，该专辑上线了《中国肥胖流行病学和决定因素》以及《中国肥胖临床管理和治疗》两篇文章。文章显示，目前中国成人中已有超过1/2的人超重或肥胖，成年居民（≥18岁）超重率为34.3%、肥胖率为16.4%。专辑作者、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潘安教授表示，我国全国性调查报告中首次出现“超过1/2”这一数据，这个数字在全球显然也是相当高的。

　　潘安介绍，过去30年间，超重和肥胖率在各个年龄段都不断上升，平均增长2.5倍左右。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最新数据，1/5（19%）的6-17岁儿童和青少年、1/10（10.4%）的6岁以下儿童存在超重或肥胖。儿童和青少年中，男生超重和肥胖率高于女生。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农村居民的超重、肥胖率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超重、肥胖率的城乡差距在不断缩小。

　　此外，我国超重肥胖人群的社会经济状况分布也与欧美国家不同。在欧美国家，社会经济状况较高的人群，其超重肥胖率较低；而在我国，男性收入越高，其超重肥胖率也越高；同时，男性教育水平也与其超重肥胖率呈正相关；而在女性则不同，女性教育水平越高，超重肥胖率则相对较低。

　　超重和肥胖常常被认为是单纯的生物学问题，由个人的不健康生活方式所导致。但潘安认为，事实上，超重和肥胖其实具有深刻的社会属性。

　　“在过去40年间，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社会规范、文化习惯、国家政策——比如农业发展、医疗卫生、学校营养政策，以及针对农村地区的家用电器、汽车购买补贴政策等等——都可以作为系统动力因素，影响社会的各个层面。”潘安说。

　　在他看来，这种影响主要通过环境驱动因素，“比如城市化进程、城市和农村地区规划、饮食和运动等，最终会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导致其摄入过剩，体重增加”。

　　从饮食习惯来看，我国居民的饮食已经从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传统饮食，转变为西式饮食模式，这主要体现在对动物性食物的摄入不断增加，对精细加工的谷物、含糖饮料以及深加工食物的消费量的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人外出就餐，外卖服务也增加了高糖、高盐、高脂以及一些高能量食物的消耗。”潘安说。

　　从身体活动来看，我国居民的身体活动水平呈不断下降趋势。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汽车等交通工具代替步行，高科技产品的出现使脑力活动越来越多地替代了体力活动，久坐行为也越来越多，这些都会使体重增加。而随着现代化生活节奏的加快，社会压力还会进一步促进人们摄取过多的食物以及加重久坐行为。

　　睡眠不足也会导致体重增加。潘安认为，我国居民的睡眠状况不容乐观。“儿童青少年中有一半睡眠不足，成人中睡眠不足——也就是每天低于7小时睡眠——的比例也非常高。”

　　生命早期的暴露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生命早期的暴露——比如巨大婴儿的不断增加，孕期体重增加过多，以及儿童青少年时期体重增加过多——都会引起生命各阶段体重的增加。此外，环境污染也会导致体重增加。

　　潘安认为，虽然我国在肥胖临床管理方面还有很多需要注意或改善的问题，但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国在2003年发布了第一个成人肥胖管理指南。此后，又陆续发布或者更新了9版成人和儿童的肥胖管理指南。肥胖被认为是一种需要长期干预的慢性的疾病状态，对待肥胖的观念从单纯的减重转向对肥胖相关并发症的管理，以及对整体健康的管理。

　　潘安指出，生活方式干预是减重的第一选择。但具体细节还缺乏进一步的中国本土临床实验证据。我国减重手术发展非常迅速，20年前，我国减重手术每年只有100例左右，现在已经上升到每年1万例左右。

　　由于人类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食物缺乏的状况，因此在各个国家，肥胖很长一段时间都被认为是富足、健康和强壮的象征。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比较早，他们更早地认识到肥胖所带来的危害。

　　从发达国家肥胖问题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社会经济状况较低的人群，其超重和肥胖率更高，因此，潘安建议政府和政策的制定者对肥胖问题予以高度重视，及早进行预防和干预，从而避免或减少健康不平等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