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渔三年长江流域有这些变化

　　提到中国，就会提到长江、黄河母亲河的称谓，可见这两条河流的地位，其中，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它形成的经济带，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占据全国半壁江山，不仅如此，它的生态地位也十分重要，但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都忙于发展，从前过度捕捞鱼类资源让这条母亲河苦不堪言，为了从生态上保护母亲河，从三年前的2021年第一天开始，我国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全面实施暂定为期十年的常年禁捕。不能再打鱼了，范围包括长江干流，鄱阳湖，洞庭湖和七大通长江的主要支流，这个禁捕令长达十年，最终的目标是为了恢复长江水生生物的多样性和整个生态的水准，至此三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情况怎么样？靠打鱼为生的渔民上岸之后，日子又过得怎么样？已经开始的这禁捕第四年，又会有哪些新问题和新挑战？

　　2021年1月1日零时起，我国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全面实施暂定为期十年的常年禁捕，农业农村部最新发布，目前长江禁渔，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

　　这些是去年以来，被网友陆续发到网络的视频画面。长江里的鱼，数量可见增多。和江豚打个照面，也不再是件困难事儿。时至本周，鄱阳湖虽然还是枯水期，还是可以看到三两成群的江豚在湖面嬉戏。

　　鄱阳县江豚巡护队队长 蒋礼义：鄱阳县保护区大概有50头左右，而且小豚数量比往年增长很多。

　　这些被称为“微笑天使”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如今频繁现身鄱阳湖，对普通人来说，像是离家多年的亲人重回身旁；而对生态环境而言，折射出整个长江水生态系统健康状况持续向好。江豚还会跟随游鱼重新靠近城区江段，更多人看见了江中久违的笑脸。

　　江西省科学院生物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戴年华：本来我们是在鄱阳湖禁渔，但是考虑到鄱阳湖到我们南昌市没有明显界限，所以南昌市就率先禁捕，河道加上整治沿岸线，所以江豚就留下来了，开始时有江豚七八头，现在我们最高是数到十五头。

　　被分配到生物资源研究所工作的40年间，戴年华一直在和鄱阳湖的生态环境打交道。亲历此前长达几十年光阴里，由于人为过度捕鱼，栖息环境缩小等原因，致使江豚数量不断下降。好在禁渔政策实行三年，鄱阳湖水生态质量持续向好之外，江豚的数量也在回升。

　　江西省科学院生物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戴年华：2014年的时候比较悲观，因为江豚数量一直从2800头下降到1012头，当时捕鱼对江豚的损害比较大，一年大概要捕两到五万吨，鄱阳湖的鱼越来越小了，低质化、低龄化。禁渔三年以后，渔业资源是得到比较好的恢复，相对它的消费者，比如说江豚、候鸟，它的食物也是更丰富了，这是我们感到比较欣慰的。

　　江西省农业农村厅禁捕办专职副主任 詹书品：在禁渔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监测到了鱼类的品种增加到169种，这个是近十多年来，是最高的数字了。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监测的品种还是93种，像原来禁捕前，这个鱼的年龄一般是低龄，比如一年左右比较多，并且占绝大部分，原来是5厘米、10厘米，到现在20厘米以上，都存在很多的。

　　禁渔三年，除了使得长江江豚种群得到休养生息之外。今年鄱阳湖水量相对充足，鱼虾莲藕等食物丰富，能够让来到这里越冬的候鸟，在保护区内稳定栖息。

　　江西鄱阳湖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巡护员 熊波：禁渔之前，保护区的子湖泊，都是承包给当地的渔民，到了冬天越冬期的时候，渔民把子湖泊里面的鱼虾之类，都捕捞干净了，那鸟就没得吃了，所以导致人鸟争食的矛盾非常突出，禁渔后，鸟类的分布范围也比较广，也不怎么怕人了。

　　江西省农业农村厅禁捕办专职副主任 詹书品：禁渔首先破解了人鱼的矛盾，捕捞渔民彻底不参与到这个系统里的竞争了，相应候鸟以及江豚，它们的食物饵料就得到了一定丰富和改善。比如说鹤，尤其是这种鹭科类鸟，白鹤原来是吃茎块类的植物，但是现在有鱼吃了，它也改善伙食，对它本身来说，肯定是一个极大的体质体能提升，这种变化是可以有益于整个系统中各种各样物种的。

　　有关禁渔开始的前三年，农业农村部表示：长江江豚数量首次止跌回升，长江刀鱼、鳤等稀有物种分布范围和可见频率显著上升，水生生物资源呈现恢复向好趋势。而就在今年第一天，江西省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以及修河在内的五河干流水域，也开始实行常年禁捕，禁捕范围开始向纵深推进。

　　江西省农业农村厅禁捕办专职副主任 詹书品：这张图的红色部分，就是我们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的部分。另外，这黄色部分，就是35个水生生物保护区。为了巩固长江十年禁渔成效，这五条河的干流，一同纳入到整个重点水域来进行常年禁捕，大家知道渔业资源是流动的，是需要进行一体化、流域化保护的。

　　事实上，除了禁渔持续推进外，主要来源于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带来的总磷污染超标，会造成水体富营养化，使得水中藻类迅速生长，以至水体生物造成伤害。同样在今年第一天，江西通过立法的形式守护鄱阳湖的“一湖清水”。

　　江西省农业农村厅禁捕办专职副主任 詹书品：长江十年禁渔是一个持久战，因为前面几十年，水生生态系统尤其是渔业资源，是遭受了长时间的伤害。我们想用十年时间完全去修复，那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应该是要久久为功并且综合施策，像整个长江大保护的其它各项政策，需要多个部门，多级党委政府持续共同发力。

　　长江禁捕三年，鱼类比禁捕之初增加了25种，江豚数量实现有监测数据以来首次止跌回升，这样的数据还能找到很多，但此时，我们该关注人，在禁捕的背后，是无数渔民的上岸，长江十年禁渔背后涉及不能再靠打渔为生的群体多达23万多人，没有他们的贡献或者叫牺牲，就不会取得目前的很多成果，对他们的补助资金落实得怎么样？上岸后他们在做什么工作呢？

　　来到侄子的鳝鱼塘，刘泽江被夸肯定会赚大钱时，一时有些忍俊不禁。祖祖辈辈就在长江靠打渔为生，轮到刘泽江赶上长江禁渔，成了建档立卡的退捕渔民，那时他可没有现在这般气定神闲。

　　仙桃市张沟镇先锋村村民 刘泽江：因为我们长期干这个（打渔），我们刚开始上岸也不知道有什么补贴，心里面肯定担忧，因为我没事干，我失业了，我干（打渔）那一行我懂行，干别的要重新起家了。

　　仙桃市张沟镇党委副书记 卢华伟：他们的抵触情绪刚开始是比较大的，因为他只知道捕鱼，其它什么事都不懂，担心一旦上岸以后断了他们的财路，也断了他们的生存之路。

　　湖北省是长江禁渔的主战场之一，在长江沿线禁捕范围最大，退捕渔民数量位居第二。仙桃对982名渔民都进行了建档立卡，根据相关安置保障标准，刘泽江拿到八万多块钱的补助。但相比林区、牧区工人转型，渔民更为困难，他们的专业性更强，且长期生活在水上与社会更加脱节。先锋村，是全国网箱养鳝第一村，在村里的介绍下，刘泽江开始接触鳝鱼养殖。今年六十岁的他，虽然拿着补助，但当时心里可没底。

　　仙桃市张沟镇先锋村村民 刘泽江：刚开始一个网箱进鳝鱼苗，都得一千块钱左右，吃食那个开支也得大几百块钱，还不算网箱，全部都需要钱。我们都是捕的有鳞鱼，鳝鱼它是无鳞鱼，还是要懂技术，什么时候消毒，你不会搞也不行，一生病，它死都成批死，这个黄鳝脾气我拿不准。

　　同样是鱼，一辈子在江上捕鱼的经验在养鱼上却隔行如隔山，毫无用武之地；而黄鳝养殖也有技术门槛，需要在天气等敏感条件下养好鱼并不容易。先锋村先帮他协调了鱼塘，当时缺钱，就为他贷款5万元，再输送关键技术。刘泽江虽是长辈，但也会向侄子请教。

　　仙桃市张沟镇先锋村村民 刘永伍：他担心打渔一年只有两三万块钱收入，困难就是自己心里害怕，我们跟他说没有困难，只要把这个鱼苗的关键季节掌握好就行了，他就害怕鱼苗一放下去比方说投了二十五斤（鱼苗）死了七八斤或者十斤，那今年就不赚钱了。

　　仙桃市张沟镇党委副书记 卢华伟：我们必须要做跟踪了解，刚开始是一对一，让他初步知道养鳝的一点经验以后，就融到我们大的培训里面，因为我们每年，都要对我们的养殖户进行培训。

　　先锋村为保护买卖双方利益，由市场作为中间方，卖方完成交易后凭票即时结账。当年解决资金后，刘泽江便获利4万多元，通过不断摸索养殖技术，他在2023年获利近10万元。

　　农业农村部长江水域生态保护战略研究中心理事 王利民：社会力量在这里协助我们国家行政力量，去传播长江十年禁渔相关的法律法规，帮助退下来这些渔民，找到一个可以相互交流（技术经验）的这样一个空间，我们长江渔业文化是很发达的，因此这个空间还是一个长江渔文化传承空间。

　　和相关行政部门一道，王利民团队长期调研渔民生产生活情况。全国退捕渔民23.1万人建档立卡，涉及几十万个家庭。调研发现，像刘泽江一样，退捕渔民大多年龄偏大、技能单一，退捕后生计亟待解决。2017年6月，在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的指导与授权下，相关部门发起了“协助巡护”首创项目，接下来的两年半的时间里，在长江11个重点水域开展主要由转产转业的渔民，组成协助巡护队来保护水生生物与栖息地的相关项目试点。

　　农业农村部长江水域生态保护战略研究中心理事 王利民：他们退出来以后，可以想象他们离开了赖以为生的水体以后，失落是很大的，他跟水有很深的感情，所以说他们有很多很多不舍，而这种不舍，他们就化作了对我们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种拥护。所谓协助巡护就是退捕的渔民请回来，协助渔政去巡江、巡湖，那时需要大量管理人员，同时又有大量渔民要退出来，退捕渔民参与，某种程度上，也解决了部分退捕渔民就业问题。

　　截至2023年7月底，长江流域已有846个协助巡护队伍建起来，2.5万退捕渔民成为长江十年禁渔执法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2020年3月，农业农村部印发文件要求进一步加强长江流域渔政执法能力建设，退捕渔民协助巡江巡湖迈入制度化建设。

　　农业农村部长江水域生态保护战略研究中心理事 王利民：社会力量在接下来还有一个首创，希望能够推行导钓，就是规范引导文明钓鱼。在我们国家不完全统计有1.2亿的人，在垂钓的队伍里面，而在我们长江流域至少有4000万，这是我们在长江大保护十年禁渔背景下，需要我们花大力气一起去努力的一个领域。

　　除了安置保障款，刘泽江还有退捕渔民过渡期生活补贴、养老保险缴费补贴等，截至2023年第一季度，中央和地方累计落实补偿补助资金272.31亿元；约16万名有就业能力和就业需求的退捕渔民转产就业，实现应帮尽帮；约22万名符合参保条件的退捕渔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现应保尽保，真正让退捕渔民稳得住、更能致富，为长江禁捕创造稳定、扎实的社会基础。

　　十年禁渔是一个通俗的说法，指的是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的生产性捕捞，但随着生产性捕捞的有序退出，各种偷着打鱼的行为就增多了，据公安部上个月的通报显示，2023年查处的案件中，相较于传统捕捞工具，新型工具种类更多，偷捕方式更加隐蔽，给执法部门带来较大挑战，那该怎么办？

　　南京雨花台区有14.2公里长的禁渔岸线，在夜间和隐蔽地带，像这样的偷捕行为时有发生。

　　该区的主要禁渔区域也在长江江豚的省级自然保护区内，为了减少在禁渔岸线的违规捕捞，当地布设了一套专门的禁渔监测系统。

　　江苏南京雨花台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张臻：如果有人翻越这个堤坝，踏入这个绿色的网布置范围之内，振动光纤这根黑色的主缆就会收到振动。然后它振动以后就会在我们系统的后台上面收到警报的提示框，我们后台的监控人员就会看看他是不是存在违规违法的捕钓行为。

　　在执法大队近年收缴的渔具中可以发现，新型禁用渔具成了中伤鱼类的主要工具。

　　江苏南京雨花台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副中队长 丁远斌：这个锚钩比较大，对鱼的损伤也是非常大的，它不见得是钓到鱼的嘴，一般是滑在身体鳍部、尾部，钩到以后就不太容易跑，如果跑掉了这个鱼也活不成。

　　上个月公安部通报长江水域突出违法犯罪有关情况时就表示，当前长江规模性非法捕捞犯罪得到有效遏制，但传统方法逐渐转型为使用新型工具的违法偷捕。

　　江苏南京雨花台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张臻：现在的这种捕钓形式，相对来说更加隐匿、更加倾向于一些新型的手段，他们会在夜间或者在一些偏僻的地段进行一些相关的捕钓行为。

　　长江“十年禁渔”后，生产性捕捞退出，但无序垂钓影响到了鱼类资源，2020年底，农业农村部专门出台长江流域垂钓管理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科学划定出禁钓区、禁用钓具和禁钓鱼类，江苏省也据此出台了地方性法规，南京雨花台区就在禁渔河段增加了法规提示，以减少此类小而散的违规捕钓。

　　江苏南京雨花台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张臻：对于垂钓本身的娱乐性行为，我们并不是说一竿子打死，要在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你可以进行法定允许的垂钓行为。我们工作中发现的情况，有一些怀着侥幸心理的人，因为鱼类资源丰富了，诱惑力也很大。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刘焕章：十年禁捕之后鱼类资源恢复确实非常明显，确实有那么一些人追求要吃野生鱼这样一些想法，所以就导致了野生鱼的价格会非常高，所以就导致很多人会铤而走险。

　　“十年禁渔”走过三年，长江的水生生物资源情况持续改善，但保护长江的理念，还需要从法规走进公民心底。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刘焕章：我们是不是（禁渔区）甩两杆或者偶尔捕捞一下没有多大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想法是不合适的，长江生态系统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系统，而且它里面的生物多样性也是非常丰富的，它的恢复就相对来说要缓慢的很多。

　　回溯长江的保护历程，实际上早在2003年起就进行过季节性禁渔，但保护效果仍不及预期。2021年开始的“十年禁渔”，是给当时已经生病的长江开出的一剂关键药方。同样在2021年，《长江保护法》正式实施，禁渔相关办法得以用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化，让跨流域、跨部门的综合治理，有了更加坚实的保障。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刘焕章：实际上禁渔活动是个整个长江流域各个省市，一方面跨流域，另外实际上也是跨部门，包括农业的、公安的各个系统综合起来、联合起来进行的这样一个活动。

　　本周四，安徽池州东至县和江西九江彭泽县，开展了2024年第一场渔政联合执法。这片两省交界处的水域，曾是长江刀鲚的重要产卵地，这种俗称刀鱼的洄游鱼类已是濒危物种，每到繁殖季就会溯江而上来此产卵，省界周边水域，已然成了禁渔执法中的关键节点。

　　安徽池州东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中队长 吴鹏：两地（过去）因为缺少有效的互动交流，对于两边的政策处罚的尺度、依据，不尽相同。

　　江西九江彭泽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副大队长 陈昌明：以前渔政我们经常打架，因为他们有渔民到我们水域捕捞，也有我们的渔民到他们水域捕捞。

　　两县分别将分界线内一公里的水域滩涂，列入跨界共管区，该区域内出现禁捕执法案件，就遵循“谁查获谁处理”的原则，借此打破过去禁渔工作中存在的边界和阻碍。

　　江西九江彭泽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副大队长 陈昌明：交界点一般我们都告知一下，我们到你这来了，发现有什么问题了。没有，就报告一下，互相都沟通一下，就通个气。

　　安徽池州东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中队长 吴鹏：这几年我们自身这一块能够感觉到，我们案件办理得到了一些有效的提升。

　　“十年禁渔”开始之初，长江流域五省市就签订过联合执法合作协议，跨流域、跨部门的协作已经成为共识，更多长江禁渔工作中的困难还在不断突破。

　　十年禁渔想要取得更多的成功，仅靠政府出的禁令，生态工作者的工作，还有原来靠打渔为生的渔民上岸再就业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所有的人对于长江生态的认知不断地提升，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让长江继续休养生息，而在未来，能够生生不息，这应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