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日，合肥一市民小晴(化名)致电本报反映，14日17时许她乘13路公交回家，公交车行至龙河路站时，8名农民工准备上车，结果司机让他们下车，称车坏了。没办法，车上其他乘客也只好纷纷下车，没想到大家刚下完，司机又回到车上，关上车门开着空车扬长而去。（6月16日《安徽商报》）
合肥一名公交车司机，拒载8名农民工，令人心寒。从表面看，是因为农民工素质不高，身上脏，或携带的行李多，惹恼了公交车司机。但从深层次分析，是公交企业及员工思想观念出现了偏差，拒绝向农民工提供公共服务。因此，公交车拒载农民工，从小处讲，是对农民工群体的一种歧视和排斥；从大处讲，缺少服务大众的责任担当，违背了公共服务伦理。
事实上，农民工素质不高也好，身上脏、行李多也罢，均不足以成为公交车拒载农民工的理由。所谓公交车，是为广大公众服务的，这些农民工不管他们来自哪里、从事何种职业，既然来到了这个城市，也就是城市中的一员，应该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公交车司机岂能以他们的身份和地位为标准，人为设限，无理设禁？这样制造另眼相待的差别和歧视政策，于情不符，于法无据。
既然城市建设离不开农民工，那么城市就该包容和接纳农民工，这既是以人为本的原则要求，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客观需要。那么，城市管理者就该充分考虑农民工的现实困难和需求，为他们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提供便利的生活条件，给予平等的人格尊重。如果乘公交车这样最基本的问题都得不到解决，都要遭受种种限制和排斥，又如何让他们热爱这座城市，安心留在城市，积极建设城市？
可见，公交车拒载农民工，加剧了城乡情感隔离。对于广大农民工来说，与他们息息相关的，不仅是乘公交车被歧视的问题，而是在农民工这顶戴了30多年的大帽子之下，他们如何才能享受到城里人的同等权利。城市要反哺农村，接纳农民工，必须首先摒弃歧视农民工的这种“洁癖”。值得注意的是，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让农民工融入城市，将从人文关怀走向制度设计”。因此，城市管理和服务者，应主动创造条件，采取有效措施，让每个农民工都能够平等地享有城市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福利，从制度上给他们以心理认同和情感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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