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俱进、客观务实、公平合理地重塑新型干部激励制度，持久激发各级干部内在的良好精神状态，积极提升他们的信心和未来预期，无疑应成为整治和优化各级领导干部不良心态的重要选项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良好的精神状态，是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前提”。然而，面对“新常态”一部分领导干部却常常“不在状态”：“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而“脑子不装事、心里不想事、手里不干事，不犯事但也不顶事”的现象也时有所见。老百姓议论说“脸好看了，事不办了”。

　　心态决定状态。针对一些干部心态出现的新变化，我们不应表象化、片面化地去作简单批评，更需从开阔的维度中去深入体察。客观地看，干部的消极懈怠心态是由多元复杂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其背后不仅有精神境界问题和价值认知问题，更有其不可忽略的激励制度创新缺失问题，制度化重塑显得尤为迫切。

　　从严治党从严治吏背景下，一些干部形成了被动应付的无为心态。从严治理营造了新的政治生态，但是也使得一部分人形成了逆反心理，诸如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自保心态、得过且过唯求安然的不争心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懈怠心态，等等。打“虎”拍“蝇”令人民群众拍手称快，对于公务员队伍而言，特别是对那些仍“不收手、不收敛”的腐败官员，无疑有着巨大的警示震慑作用。但是事物总有其多面性，在“高压”和“严管”之下，客观上也带来了另一种效应：有些人错误地把“制度看成障碍，规矩当成麻烦”，他们不愿为，上推下卸，左顾右盼，跟随大流；有些人对中央新政口头上拥护赞成的多，而内心真正认同的少，他们不作为，身在其位，拈轻怕重，能过则过；对从严治党的各项新规被动遵循的多，而勇于创新敢于担当的少，他们不敢为，唯唯诺诺，瞻前顾后，明哲保身。毋庸置疑，这种消极心态和负面情绪，确实在侵蚀和消减着一些人奋勇争先的豪气、开拓创新的勇气、破解难题的志气。

　　经济市场化主导生态下，不同“代际”公务员的生存落差形成了失衡心态。必须承认，在公务员队伍中50后、60后公务员，由于大多数人先后享受了过去的制度性“福利”，在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基本处于“收获期”。同时，这批干部和公务员大多又处于临近退休“模式”和晋升的“边缘化”阶段，加之在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生态下，不少干部和公务员的人生价值选择也日趋多元，其进取意愿日渐弱化，追求平平安安、自在安逸生活方式成了许多人的目标。相比之下，70后、80后、90后公务员则普遍没有分享到制度性“福利”和深化改革的“红利”，他们大多又处于工作压力期、父母赡养期、子女教育期和生活改善期，“代际”落差和制度性“红利”落差日益显现。在从严治吏刚性约束的大环境下，新生代公务员“灰色地带”的创收几尽绝迹，其实际收入与生活成本及快速上涨的房价差距不断拉大，子女教育投入不断加大，父母赡养的负担日渐加重，随着公车、医疗等层面改革的深化，个人的“获得感”和“成功感”预期普遍比较迷茫。

　　立党为公无私奉献语境下，对新制度设计预期形成了等待观望心态。消除干部的懈怠心态，既需要解决精神境界引领和细化“腐与不腐”的边界问题，也需要解决科学化、精准化制度激励问题。实践证明，用制度管人管队伍是最有效的手段，也是最持久的保障。时代在发展，领导干部的工作生态也在发生深刻变化，正视市场经济条件下多元价值观对各级领导干部心态的客观影响，现已成为“顶层”设计干部队伍新型激励制度的必要因素之一。计划经济时代，各级党员干部的“福利”分配制度，在客观上解决了许多人的“后顾”之忧，如住房分配、子女安排、工资待遇、用车待遇、医疗待遇等等。市场经济时代，伴随着对各项“特权”制度的破除与改革，各级领导干部和公务员队伍原有的制度性“福利”在逐步流失，新的激励制度则又未能应时而立，使得他们面临的外部高强度工作压力与其内在激励制度缺失的矛盾日益显现，这也是形成干部队伍等待观望消极心态的客观因素之一。

　　求真务实是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政治品格，而不真不实则有悖于党员干部最普遍、最基本的要求。前不久，网上曝光安微一位副镇长私自开滴滴车，挣钱贴补孩子上学和家用，一时引起众声喧哗。这一网络“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许多基层干部的生存状态。我们绝不能把深挖出来的少数腐败官员当作大多数领导干部的生存“常态”，毕竟那是“非常态”中的极少数。

　　与时俱进、客观务实、公平合理地重塑新型干部激励制度，持久激发各级干部内在的良好精神状态，积极提升他们的信心和未来预期，无疑应成为整治和优化各级领导干部不良心态的重要选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