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院11月27日晚发布情况通报称，近日，在该校2020年通过博士、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核的教师名单公示期间，学校收到对教师王攀资格的异议。学校对此高度重视，经审核，决定该教师的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不予通过。

　　其实，以王攀的种种“劣迹”，不通过是必然。而恢复他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这个公示一出，便遭到舆论的广泛质疑，也引起了武汉理工大学校内学生的不满。11月26日，该校部分学生从25日以来开始行动制作了一个公开网页，呼吁社会公众、校内学生和教职工通过实名签署联名信的形式抵制王攀恢复研究生招生资格。

　　毫无疑问，对恢复王攀招生资格的不满，源于对王攀的处理态度，因为武汉理工当年在通报中认定王攀与学生之间存在“义父子”关系等与教学无关的行为，由此做出了停止王攀研究生招生资格的决定；还承诺“下一步将根据调查事实、按照相关程序、依法依归严肃处理，绝不姑息”。而短短两年后就想恢复他的招生资格，显然不能服众。

　　本次“王攀事件”暴露出我国研究生导师制存在的弊端，说明部分高校恢复“问题”导师招生资格的轻率。就在11月11日，教育部公布了《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按照要求，依法依规建立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违规责任认定和追究机制，强化监督问责，这即是“八条红线”规范研究生导师行为，以及明确导师“十不得”。

　　然而，要想把纸面规定落实到行动上，还要付出更大努力，旧式学徒制不改，导师恶行就会层出不穷。近年来，发生了众多导师欺凌学生的恶性事件，原因固然是少数导师道德败坏，但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导师的权力过大。这种旧式学徒制掌控整个研究生阶段甚至整个职业生涯的存在。很多文人一旦有了权，就会对过去的默默无闻产生补偿心理。

　　可见，研究生与导师的关系岌岌可危，已不是某些导师的私德问题，而是长期以来导师制度缺乏监督，权力和权利严重失衡的问题。目前我国高校对导师的考核，都以资源为导向，导师拿到的课题、项目、经费是最重要的考核指标，至于其他表现，校方多是不闻不问，除非丑闻捅破天。由此，只有把导师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才能回归正途，这也是反思研究生导师制弊端的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