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去年疫情期间，大家通过腾讯会议等平台上网课，老师和学生虽然分布在天南海北，却能在网上通过视频“见面”，真可谓“天涯咫尺”了。视频中各人的背景五花八门，学生们有的在自家客厅，有的在卧室一角。师生进行互动的时候也是好不热闹，偶尔还能听到院子里的鸡鸣犬吠，那种场景想起来仍觉有趣。

　　老师们讲课时的视频背景则多是在书房，记得有位法学教授的讲课视频被学生截屏发到了网上，书房的“乱”令人叹为观止，这也让学生们明白了老师课上滔滔不绝的精彩讲授，或许正得自于这凌乱书房所提供的无穷滋养。当看到那位法学大咖书房里“壮观”场景时，笔者心中竟暗暗将其引为同道，同时也有了一份释然。作为一个以读书教书为业的大学老师，笔者这些年也陆陆续续购置了不少图书，出版社的编辑朋友也会不时馈赠一些新书，书房里的书橱慢慢地不够用了，于是书们开始逐渐地扩张其阵地，卧室里、餐桌上、椅子上到处都堆满了书。而且由于受古人“敬惜字纸”观念的影响，对旧书旧报总下不了“断舍离”的决心，日复一日，虽也有了种“坐拥书城”的感觉，但在心理上的压力也在逐日增加：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些书看完呢？

　　另外，由于买书读书的范围较杂，既有成套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沈家本全集》之类，更多的则是率性而买的诸多领域里的杂书，它们被见缝插针地随机摆放在一起，最简单的分类也只不过是“已读过的”和“还没读的”两类，想用的时候会发现很难精准地找到所需要的书籍，由此也会平添一份焦躁与烦恼。家里的书房最终成为最不愿意示人的“杂货间”。

　　其实书房抑或凌乱，抑或整洁，完全是很私人的事情，大可率性而为。近日读胡悦晗《生活的逻辑——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国知识人》一书，其中有关于民国时期一些名家名流书房的描写，这些书房也是各具情态。如林语堂的书房“铺着寸把厚的地毯，家具富丽堂皇，书架上则是洋装书和线装书并存”。富三代兼官三代邵洵美则有“楼上书房，楼下书房及三层楼书房”，并且尽显奢华，书架与书桌是专门请朋友设计的，“墙上装饰着新近从庞贝城挖掘来的女诗人莎茀的半身雕像，价值五千美金；又如英国诗人史温朋的手稿，是在伦敦花两万英镑买来的。”

　　而以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名世的朱生豪，其“书房”的逼仄令人叹惋。他的房间里“可以放两张小床和一张书桌，当然还得留一点走路的空隙”，在这样的斗室里，他的书“一部分线装的包起来塞在床底下，一部分放在藤篮里，其余的堆在桌子上，一只箱子在床底下，几件小行李放在床的横头。书桌临床面墙，床在它对面”。这样的书房却不妨碍他翻译莎翁的那些伟大作品。

　　奢华也好，逼仄也罢，书房里的整洁或杂乱则因人而异，就像胡悦晗所说的，“私人书房的藏书则完全由图书拥有者根据个人的嗜好而任意摆放”。图书摆放的凌乱和随意，一来出于便捷的需要，二来也是一种灵性的体现，即那种“沉溺于在杂乱的图书中与一本好书不期而遇时的惊喜”。不仅条件简陋的读书人总是将图书、杂志等日常所需物品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即便是拥有奢华书房的邵洵美也复如此，“他生活随意，书又太多，所以弄得书架里放不下，便放在桌子上；桌子上放不下，便堆在椅子里；椅子里放不下，便叠在地上。他从不整理他的书籍，买到了新书就随便放，看过又随便丢；假使为了写一篇文章，需要参考时，每每费半个、一个钟头去寻觅。”

　　当然也有书房整洁有序的。比如郁达夫说起鲁迅的书房，就有不一样的观感，“一般和我们在同时做文字工作的人，在我所认识的中间，大抵十个有九个都是把书斋弄得杂乱无章的。而鲁迅的书斋，却在无论什么时候，都整理得必清必楚。”而戏剧史家、教育家赵景深的书桌上，“工具书和参考书，分别列队成行，两行崭齐，稿纸、钢笔、墨水瓶、吸水器等，都摆得端正，望过去十分舒服顺延”。

　　实际上，书房作为读书人绝对的私人领地，可以随心所欲地铺排和布局，而正是在这一片无拘无束的天地里，思想正可以上天入地古今中外，不受任何羁绊地自由遨游，也才能产出传世的精品佳作。知识分子在书斋里的创造性劳动，落笔成文字，依托书籍而转化为一份公共产品，再走进别人的书房时，自然就会对人们的精神生活产生影响。而为这份公共产品的品质计，应该给私人的书房以足够的尊重，无论是书的内容，书的质量，还是书的摆放，等等，因为只有不设框架的思考，才能产出思想的精品，也才可能产生不世出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