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随着人员、货物、资本、信息等国际化流动更加频繁，思想文化碰撞摩擦也十分常见。因此，培养具有一定国际理解力的人才，是我国开放发展下提升文化软实力及国际化教育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1年4月28日，全球化智库（CCG）发布《新时代·再出发：国际理解教育行动策略》研究报告。报告对国际理解教育的内涵及其在后疫情时代的意义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国际理解教育教什么、谁来教、怎么教的问题，并分别针对政府、学校和民间力量如何推广国际理解教育提出了建议。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相关国际组织的推动下，国际理解教育理念从1946年提出时的“国家间、文化间的理解”转向20世纪70-80年代的“全球公民培养”，20世纪90年代又转而追求“普遍价值”。

　　在二战后的几十年中，国际交流与合作已成为常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已被载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中，成为国际共识。但人类的冲突性似乎并没有消失，只是冲突的形式和根源逐渐表现为文明或者是文化的差异和排斥。新冠疫情的暴发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国际摩擦，再次将全人类带到了思考如何通过推动国际理解教育实现和平、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的关口。

　　学界一般认为，国际理解教育的总目标是培养“全球化时代共生之人”，包括“全球社会中的一员”“国家中的一员”“自然中的一员”“地区社会中的一员”四重含义。在具体推行国际理解教育过程中，由于各国受全球化影响不同，因此“国际理解教育”理念必然要经历本土化的过程。2016年发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指出，“国际理解”意为：具有全球意识和开放的心态，了解人类文明进程和世界发展动态；能尊重世界多元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积极参与跨文化交流；关注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价值等。与一些强调“国际竞争力”的理念相比，该定义强调的是“全球共生力”，体现出中国拥抱全球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望。

　　目前，国际理解教育在国内总体上处于试验阶段，国际理解教育课程亟待开发。国际理解教育课程开发可采取以下4个策略：

　　第一，以学科教育为主流。国际理解教育无需另起炉灶，可以包含到现有各类学科课程为主渠道，辅以德育教育、校本课程建设和校园文化建设。在具体操作方法上，可以国家基础教育课程纲要为本，在此基础上开枝散叶。

　　第二，以地方特色为依据。教育工作者可以在国际理解教育课程中加入地方知识，还可以通过与当地社区、社会合作，挖掘课程内容。中国西北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应结合地方特点，开发具有本地特色国际理解教育课程。

　　第三，以学生体验为抓手。国际理解教育应充分考虑学生的个体特点，重视体验学习和探究学习；用“研学”活动替代流于表面的游学活动。

　　第四，以境外经验为参考。在众多国家或地区中，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国际理解课程设计经验更具参考价值，因其更符合我国的定位。不过，虽然这些国家或地区的课程思路可以参考，教育工作者们还是需要建构本土化的内容。

　　国际理解教育是有关世界观的教育，教师能否有效地把这一世界观传递给学生，其自身素养非常重要。校长和教师要保持开放心态，在热爱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自己的文化视野，培养全球意识；要培养批判的精神，有能力带领学生正确地认识世界，特别是认识世界“冲突”的一面；要能够快速学习并与学生建立良好沟通。

　　新冠疫情发生后，“线上线下相融合（Online Merge Offline，OMO）”或“虚拟-实体相融合”的教育方式迅速发展，为国际理解教育实践提供了新的机遇。在开展国际理解教育时，可以成熟的国际理解教育课本为参考，以互联网教学素材为补充，各取所长，实现教学素材的“虚实结合”。随着新基建进程加快，5G、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发展，可打造虚实交互的课堂，给国际理解教育带来更多跨越时空的体验。

　　在政府、学校和民间力量三大实践主体中，政府可发挥主导作用，引领国际理解教育方向，协调各方资源和力量共同参与，建立地区国际理解教育激励与评价制度；学校是推动国际理解教育的主体，应积极探索实践路径，分享实践经验；在政府和学校难以触及的领域，民间力量可以发挥补充和支持作用，并在其中发现自身成长机会。政府、学校、民间机构应尽快形成“三方协同”的合作模式，防止政策与实践的脱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