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读张中行先生《流年碎影》中的《图书馆》一文时，除了注意到先生“逃课”去图书馆读书的轶事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说的是张先生与那些去图书馆看书的人，几乎都不用查卡片后再找书，而是大家都会去问一位站在卡片兼出纳室前面的半老的人。这位老人姓李，“是工友出身，因为年代多了，熟悉馆内情况，就升迁，管咨询兼出纳”。李姓老人不仅为人严谨而和善，具有“百问不厌”的美德，而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

　　张先生说他出入图书馆四年，“想到什么书，就去找这位老人，说想借，总是不久就送来。一两年之后，杂览难免东冲西撞，钻各种牛角尖，想看的书，有些很生僻，也壮着胆去问他。他经常是拍两下秃额头，略沉吟一下说，馆里有，在什么什么丛书里，然后问借不借。我说借，也是不久就送来。还有少数几次，他拍过额头，沉吟一下之后，说馆里没有，要借可以从北京图书馆代借，然后问我：‘借吗？’我说借，大概过三四天就送来。我们常进图书馆的人都深深佩服他的记忆力，说他是活书目。”

　　笔者在读到这则故事时，一来羡慕张先生他们这些爱读书的，因为能在图书馆遇到这么一位和善而又热情为大家服务的管理员颇为不易，可免去找书之苦，节省时间去读书；二来也为这位李姓先生感到少许的遗憾，假如他并非工友出身，而是受过很好的高等教育，凭借着他那惊人的记忆力，从事科学研究的话，或许他也会有著述传世，而不仅仅只是存在于别人借阅图书的回忆中吧。记忆力好的人确乎是很适合做学问的，别人辛辛苦苦做卡片，写文章时还需要翻翻捡捡的时候，记性好的人却可凭借记忆将文章一气呵成，最后只需对某些拿不准的地方检查补充即可。不过，因好记性而凸显的博学是否就一定能做好学问呢？

　　这倒未必。读张先生这段文字的时候，笔者发散性地想起了前几年读过的王汎森先生的文集《天才为何成群地来》，其中收录的《如果让我重做一次研究生》一文中，曾讲到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时，遇到的一位旧书店的老板。他说这位老板很有学问，因为王先生当时要找一本书，但这本书并没有在旧书店里面，老板就告诉王先生，说“还有很多本都跟它不相上下”，等到后来王先生对自己关注的那个领域有所了解之后，证明老板所言不虚。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让王先生很佩服精熟每一本书的旧书店老板，却并不能在大学里做教授，原因是他的博士论文没有写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想把那篇博士论文写成一本“经典”，这自然也就永远写不完了。由于完不成那篇梦幻般的学位论文，老板当然也就没有了在大学任教的资格。

　　王先生举这个例子后，建议学生们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有所取舍，因为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我们不可能读遍天下所有感兴趣的好书，“而且一旦看遍所有感兴趣的书，很可能就会落得普林斯顿街上的那位旧书店的老板一般，因为阅读太多不是自己所关心的领域的知识，它对你来说只是一地的散钱。”所以，每个学生都有必要形成自己的“知识树”，在树上挂相关的东西，同时还要慢慢舍掉一些挂不上的东西，再随着自己的问题与关心的领域，让这棵知识树有主干和枝叶。

　　从这个角度来看，强记和博闻固然是做学问的基础，但也不过是基础而已，只有在“博闻”的前提下做到“精专”，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学问家。

　　张中行先生《图书馆》里“有惊人记忆力”的李姓老人，没有成为学人，却也将自己的这一特长用在了为他人提供优质的服务上；王汎森先生所认识的普林斯顿街上旧书店的老板，虽有广博的学问，却囿于追求卓越与经典，终至于连学位都没有拿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