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与企业创新会使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一些远高于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和平均工资的“先进部门”。这些部门的高劳动生产率和高工资会拉高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和平均工资水平,使那些劳动生产率没有增长或增长缓慢的“落后部门”的人员工资随之增长,拔高“落后部门”的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导致两种可能的不良局面:一是产品价格提高致使“落后部门”产品销售停滞,使“落后部门”面临生存困境甚至退出经济体系;二是相对增长的工资会诱使大量劳动力涌入“落后部门”,增加“落后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比重,使整体经济趋于停滞。这种现象就是刘鹤副总理在今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醒世界各国要注意防范的“鲍莫尔病”。
“鲍莫尔病”是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在观察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制造业和服务业变革趋势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当然,作为经济学模型的“鲍莫尔病”,本身包含很多假设,这些假设是否成立,还要看现实情形。但无论如何,“鲍莫尔病”的提出依然存在较高的理论价值和警示意义,它提醒我们需要注意新兴先进产业发展可能对落后产业以及整体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积累了丰富的风险管控经验,“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使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在支持企业创新、技术进步、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稳健发展、高质量发展。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近年来迅速发展的互联网等新兴产业已经成为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的“先进部门”,随着这些新兴产业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的快速增长,一些“落后部门”的工资和相对成本亦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导致其面临较大困境,确实出现了类似于“鲍莫尔病”所描述的吸纳大量就业人口、产业比重居高不下、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缓慢等不良现象。对此,我们要提高警惕、早作预防。
首先,要正确认识、界定先进部门。为此,要防止、遏制那些经过包装、并非真正技术进步和产业创新的“先进部门”的泡沫发展及其对整体国民经济带来的冲击,又要仔细甄别,鼓励、支持那些有利于技术进步、国家核心竞争力提升、国计民生的先进制造业等先进部门的发展。
其次,要警惕数字化产业等先进部门对落后部门特别是传统制造业造成的负面影响。实践中,一些“落后部门”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但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正面临生存困境,一旦它们走向消亡,势必会带来就业、经济稳定等问题。因此,在支持新兴产业发展、优化产业结构的同时,需要关注“落后部门”的生存发展,将其相对生产成本增长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并采取切实措施适当减轻其负担,以发挥其对民生保障、共同富裕的重大作用。
最后,要通过数字化改革大力促进落后部门转型升级。小产业也有大空间,传统行业也存在技术创新和产业进步的可能,如打火机产业、圆珠笔等同样蕴含着高科技。鉴于“落后部门”对国计民生、经济稳定运行的巨大意义,不仅要维持其生存发展的空间,还要大力推进数字化改革,充分发挥数字化等新兴技术对这些“落后产业”的推动作用,促进其技术进步、迭代升级,大力提高其劳动生产率,促使其爆发出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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