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江南,沪苏浙交界处,仍是生机勃勃,35.8平方公里的“水乡客厅”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
它被称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核心中的核心”,承担着示范区制度创新“试验田”的重任。围绕它,两省一市已探索形成包含“一张蓝图管全域”“一个主体管开发”“一体化制度管治理”等 “五个一”的跨域共建共治新模式。
核心中的核心、制度创新、新模式,几个关键词的叠置,充分说明体制机制深度融合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性。
曾经,讨论长三角一体化时,体制机制常伴随“障碍”一词出现。尤其是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全面提速,已从市场要素的自发合作进入体制机制深度融合的新阶段。
旧的、“有界”的“条条框框”亟须打破,新的、“无界”的“跑道”亟须建立。浙江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合力推进三省一市体制机制深度融合,三年携手同行、三年砥砺奋进,努力和成效有目共睹。
上下联动、统分结合,提升新“跑道”的高度和广度。2019年6月14日,浙江率先印发推进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行动方案,随后又出台支持共建示范区19条“硬核”政策,制定实施生态环保、市场一体化、科技创新共同体等一批专项行动计划以及11个设区市实施方案,构建嘉善片区“1+1+N”规划体系……这一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的规划体系,进一步破除障碍、引导实践前行,形成浙江参与一体化的全局性、根本性、长远性之举。
内外协同、精准发力,折射新“跑道”的力度和灵活度。3年来,浙江持续参与健全一体化战略协同机制,共同筹备召开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组建长三角企业家联盟、产业链联盟……一个个机制、平台的建立,打通跨区域行政管理体系的“任督二脉”。特别是今年5月,长三角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4个产业链联盟揭牌,推动长三角形成产业链供应链共同体,让一体化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
体制机制调整往深了去,必定触及利益。一条清溪河,头在苏州吴江区盛泽镇,尾到嘉兴秀洲区王江泾镇。它曾因“两不管”而“伤痕累累”,直至秀洲、吴江打破行政壁垒,共建联防联治机制,才再现它的自然魅力。
10月,示范区两周年建设成果发布,41项新的制度创新成果包含了一体化示范区生态环境、水利、供排水(雨污水)、产业发展、文化旅游专项规划以及一体化示范区重点跨界水体联保专项行动深化机制等5项生态保护机制。而源自于浙江的河长制有了“长三角版”——跨界联合河湖长制,已得到普及。浙江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跨界水体联保机制的出台和完善,让几家人从各干各的到携手一起干,发挥出环境保护的最大效益。长三角的“清溪河”,由此越来越多。
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体制机制的创新尤其如此。浙江充分发挥数字化改革先发优势,牵头推进“电子证照安全制度建设和授权管理”等多项制度机制建设,夯实数据共建共享“底座”,提升数字长三角建设的速度。
截至目前,浙江已牵头制定《建立长三角高效数据供需对接机制的工作方案》,牵头梳理的数据责任清单,覆盖三省一市应用场景66个,梳理版式文件需求36类、结构化数据需求40类。
大考之下更见体制机制真章。近日,杭州通报一例从上海南站始发的过境列车上截下人员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的病例,让人们再次感受到长三角在公共卫生和应急管理等领域体制机制融合的韧度。
去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三省一市迅速启动一系列联防联控机制,并在交通运输、医疗救治、复工复产等方面开展合作。诞生于浙江的健康码,以数字化推进防疫科学化、精准化,被迅速推广并率先实现长三角区域内全覆盖、全面互认。长三角率先全面复工复产,经受全方位考验。
困难越大,收获越大。体制机制的更新迭代,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但这也意味着,随着一个个高水平体制机制的创新、一条条新“跑道”的筑造,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将焕发更大活力。
苏浙沪三地的保洁船在位于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苏浙沪交界水域太浦河流域联合清理水面浮游植物(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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