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日，上海市虹口区一女士求助叮咚小哥余先生，为家住青浦区有听力障碍的父亲送菜。由于疫情封控，叮咚小哥花费4个小时跨越27公里，最终将菜送到了女士父亲所在小区。为表感谢，该女士向叮咚小哥微信、支付宝转账均被婉拒，之后女士又为叮咚小哥充了200元话费。（4月8日 九派新闻）

　　本是互帮互助的暖心事，却在网络上引发轩然大波。部分网友认为女士感谢的200元过少，“我虽然很穷，但我起码也会给个五百”“人家不顾一切不计代价帮助你，你像打发乞丐”等等谴责、嘲讽的言论充斥评论区。随后，女士借助微博大V对该事件进行了进一步解释，仍抵不住铺天盖地的质疑。事件发酵三天后，网传该女士不堪网暴跳楼，4月7日，当地派出所证实“人已经不在了，案件原因还需进一步调查。”

　　一个是担忧父亲的孝顺女儿，一个是不计回报的热心小哥，本是佳话一段，却因部分不负责任的网暴言论，演变成了生命逝去的悲惨结局。近年来，我国网暴事件频频发生，且引发诸多恶果。都说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为何此类“键盘侠”仍层出不穷？

　　首先，他们可能是为了博关注，而口出恶言。心理学上有个现象叫“焦点效应”，即人们容易把自己看作是一切的中心，希望自己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被大众评论。他们通过发表相反言论来吸引眼球，博取关注，甚至说会刻意反叛来彰显自我的存在。其次，他们的言论大多是出于自我情绪的发泄，而非针对事件本身、观点上的有益讨论。可以看到此次事件的重点本该是“疫情下，人们互帮互助”，“键盘侠”们却揪着“200元”不放，借机挑刺，模糊了事件的重点。

　　再者，评论本身是出于自我的对错判断，“键盘侠”们却可能受限于“信息茧房”或自我认知水平有限，轻易做出判断，进而用廉价的正义感，对他人做出道德审判。“我虽然穷，也会给五百”“两百太少了”等言论都是他们出于自身价值观做出的判断，但这种观点却十分的局限，不具有普适性。我们看到，事件中原本1.5小时的路程因为疫情封控叮咚小哥最终用了4个小时，宾馆的住宿费是由叮咚公司提供的而非小哥自己承担，女士一家打算解封后给小哥送锦旗请吃饭当面感谢……太多的细节被“键盘侠”忽视掉，而刻意放大了“被嫌少”的200块。脱离事件的具体情况而妄论他人行为，很容易受认知水平局限，掉入片面化的陷阱中。

　　此外，网络的匿名化、发表门槛低、犯错成本低等客观因素也给网络暴力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因此，如果说网络暴力行为是一只失去理性、蚕食公序的“猛兽”，那么理应通过完善相关法律、加大打击力度、加强平台治理等手段将这一“猛兽”关进笼子里。事实上，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李东生曾针对网络暴力提出建议：“针对网络暴力专门立法，加大对网络暴力责任主体的惩罚力度，落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国家网信办也多次开展“清朗”行动，肃清网络环境。

　　但归根到底，健康网络环境的营造，最终还是落到每一个普通网民的身上，我们既是参与者，也是监督者。须知，言论自由与网络暴力间往往只有一念之差，每一个网民都应当对此警钟长鸣，避免成为网暴的加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