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新平衡推进共同富裕

　　理解共同富裕这一长期目标的现实紧迫性，可以从经济增长转折的长期性与经济周期冲击的短期性、供给侧与需求侧两对关系的交叉视角来看，将长期和中期的增长趋势、短期和近期的经济形势与共同富裕的远景目标结合起来统筹考量、一体推进，把聚焦当下与着眼长期目标有机结合起来。

　　长期、短期、供给侧、需求侧四个因素交叉形成四种情形，能够很好地揭示中国在每一个时期遇到的紧迫性挑战和相应的应对措施：从长期转折与供给侧变化相结合的角度看，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后，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进而导致增长减速，经济遭遇供给侧冲击。党中央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加快部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于提高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从短期冲击与供给侧变化相结合的角度看，2012年至2019年实际增长率符合潜在增长率，保持了预期的中高速。

　　然而，2022年预期出现一个长期转折与需求侧变化的新组合，人口转变新阶段使得经济增长制约因素逐步转移到需求侧上，特别是居民消费上。因此，要保持高基数下中高速增长，须从三个分配领域改革入手，拉动和扩大内需、促进共同富裕。从短期冲击与需求侧变化的组合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对实体经济的持续伤害，也在极大程度上抑制了消费需求。在保市场主体的同时，还要保民生，主要是保家庭、保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在促进共同富裕的同时应对短期冲击。

　　面对这种新情况，尤其要重视新的人口转折点给经济增长带来的新的冲击。2021年，中国人均GDP突破8万元人民币，超过世界人均GDP水平。这一数字与世界银行2021年最新设定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已经十分接近，意味着中国提前跨过中等收入阶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口峰值比联合国此前预测的结果也提前了约10年，老龄社会（65岁以上人口比重超过14%）亦早到五年。从供给侧看，随着人口增长率下降和更深度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加快减少，抚养比加速提高，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改善、资本回报率和生产率受到未预料的不利影响，实现预期增长速度的难度将会加大。从需求侧来看，国内外经验表明，人口变化至少会对消费产生三种抑制效应：一是人口总量，人口减少将会导致消费增长规模的明显降低；二是年龄结构，相对而言老年人的消费能力、消费倾向较低；三是收入分配，高收入群体消费倾向低，低收入群体消费倾向高，但后者因收入不足而无法发挥消费潜力。

　　面对人口转折点的提前到来，要实现2035年的远景目标，包括“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我国必须按照潜在增长率的高预测方案所要求的改革力度推进改革开放，以改革红利抵消人口红利的消失，提高潜在增长能力。这一系列改革的重点，均在于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结果的共享。

　　首先，要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要途径是促进城镇化发展，降低农业劳动力比重。从现在起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这段时间，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窗口期。要通过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增加非农劳动力供给、推动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就业，挖掘资源重配效率、使供给侧增长能力更强。要稳步提升居民特别是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消费需求。

　　其次，要明显改善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除了要促进初次分配的平等程度外，也意味着要提升再分配水平、扩大公共服务支出。根据瓦格纳法则，随着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支出特别是社会福利支出占GDP比重逐渐提高是一个规律性现象。而目前中国的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以及社会性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都仍然偏低。要充分利用瓦格纳加速期，加快建设覆盖全体人民和全生命周期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

　　最后，平衡好“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关系。一方面，实现共同富裕的各项目标任务要求我们在“做大蛋糕”的同时更要“分好蛋糕”。另一方面，面对新挑战，“分好蛋糕”已经成为“做大蛋糕”的必要条件。中国的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是扩大公共服务支出的物质基础和底气，要在保持合理经济增速的同时，实现再分配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的统一。

　　面对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的复杂局面，稳就业、稳民生和保增长，需要着力留得“青山”与“沃土”。“青山”就是供给侧的市场主体，“沃土”就是需求侧的居民收入和他们创造的消费。亟待通过应对疫情冲击的民生举措，创造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新平衡，为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持续推进共同富裕。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本文系作者在首届“共享与发展·浙大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