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连坐”是法治社会必行之举

　　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关于2023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报告明确，违法犯罪行为人罪责自担，不能株连或及于他人。实际上，有关限制涉罪人员近亲属多项权利一事，曾在网上引发多次讨论。有网友认为，此举可有效震慑犯罪；也有网友认为，祸不及家人，且此举并无法律依据。

　　对此，笔者认为，取消“连坐”是法治社会必行之举，能够更好地体现法治精神，保障公民权益，构建和谐社会。

　　因一人犯罪甚至仅是涉嫌犯罪，就限制其亲属入学、就业、医保等，严重地侵害了公民的受教育权、劳动权等基本权利。此前，有的市辖区议事协调机构发布通告，对涉某类犯罪重点人员采取惩戒措施，其中对涉罪重点人员的配偶、子女、父母和其他近亲属在受教育、就业、社保等方面的权利进行限制。细看便知，此举与宪法在内的许多法律相悖。

　　宪法中规定了我国公民接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明确指出未成年人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就业与医保更是公民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尤其是对犯罪嫌疑人的权益的限制，应当限于其本身，并且以不违反《刑事诉讼法》的相关限度为限更为妥当。

　　同时，“连坐”于社会伦理不符，这实际上带有一种仇恨转移的原始报复心理，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证明，被告人犯了罪，其子女、被扶养人、受其影响的人等就一定会有犯罪倾向、犯罪意图或者犯罪行为，自然也就没有理由对他们进行“连坐”。在有的案件中，犯罪人的家属与案件本身毫无关系，甚至有的亲属本身也是案件的受害者，例如部分的醉酒驾驶案件，如果此类犯罪都要牵连其子女亲属，让他们受到社会性歧视，甚至剥夺其考公考编等的资格，显然于法于理都无法证立。

　　究其历史渊源，“连坐”本身是中国古代重刑观念下的产物，其本质就是对人的工具化，尤其是将罪犯及其亲属作为达成社会治理目标的工具。从这一角度看，“连坐”是对个人尊严的亵渎，将其运用到现代社会，违反了罪责自负、无罪不罚的现代法治基本原则。因此，取消一刀切式的“连坐”在如今很有必要。

　　要“让百姓放心”需要的是加强廉洁建设，从严监管，杜绝职务犯罪、贪污腐败。针对具体案件，也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能一刀切式地“连坐”。当然，针对有关国家安全的问题，以及公民所担心的职务犯罪问题应重点考虑。比如，一些敏感部门敏感岗位要特殊规定，如果职务犯罪人员通过贪腐犯罪，让其亲属获得不正当的机会，可以考虑对其亲属在受教育、就业等方面的权利进行相应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