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务”更应多读书

　　北宋司马光所著《孙权劝学》记载，当初，孙权对吕蒙说：“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吕蒙用军中事务繁多来推托。孙权驳斥道：“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吕蒙于是开始读书学习。后来鲁肃和吕蒙一起谈论议事，发现其政治谋略、军事才能远超从前，发出“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的感慨。

　　反观现实，以“多务”作为没能读书学习的借口，这样的情况在不少党员干部身上确实存在。客观上说，各级党员干部工作千头万绪，事务纷繁芜杂，“五加二”“白加黑”为常态，确实难以腾出时间读书学习。可我们从《孙权劝学》中也发现，“多务”未必就不能好好读书。历史上，许多官吏勤于政事、造福百姓，工作不可谓不忙，但他们依然能挤出时间读书学习，为何？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书籍是智慧的源泉，读书是进步的阶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也形象地提出“本领恐慌”：“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就不成了，再开就一定要进货。”当今时代，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只有不断读书“进货”，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节拍，主动拥抱变化，否则思想会落伍、行动会掉队，难以承担起筹谋决策、引领发展、服务群众的使命职责。

　　重视读书、善于学习，是我们党独特的精神气质。即使在革命战争年代，老一辈革命家也没有因“多务”而放松学习、耽误学习。1942年，刘少奇奉命从苏北回延安工作，近一年的时间里，他跋涉万里，越过日伪百余道封锁线，途中还参加反“扫荡”战斗，在这样极其危险的敌后环境中，硬是把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史系统地学了一遍。

　　为什么在今天有些党员干部身上，“多务”与“读书”就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究其原因，还是对读书学习的认识没到位，有的认为自己学历高，过去积累储备的现在够用了，不需要学；有的认为工作是干出来的，勤动手脚就行，不必要学；还有的是懒得读书，看到书本就头疼，不愿意学。说到底，还是个紧迫感不强、自觉性不够的问题，“多务”自然也就成了少读书的借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学习在国家的崛起和兴盛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可以说，新时代新征程上“弄潮儿”与“弃儿”的差距，就差在能否潜心读书并结合实际学以致用上，结合实际读书是党员干部适应新形势、迎接新挑战、解决新问题的不二法宝。广大党员干部要把读书当成政治追求、工作方式、生活习惯，挤出时间、静下心来、集中精力捧起书本，切不可因“多务”而少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