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市民陈先生为了购买特殊门诊用药,拿着社区卫生站开具的处方跑遍周边药店,却屡屡碰壁——“必须有医院开具的处方才能购买”。他在红网《百姓呼声》发帖写道:“老百姓买药怎么这么难?”
这一居民买药难的困境绝非孤例。当“合规”成为医疗体系运转的最高准则,市民却在繁琐的规则中耗尽耐心。买药难背后,是制度刚性、利益博弈与人性化缺失的复杂纠葛。
根据《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患者需凭执业医师处方购药,但现实中,社区卫生站、基层医生的处方常被药店以“资质不足”为由拒绝。患者不得不花费半天时间辗转大医院重新挂号。
更令人不解的是“合规”规则的矛盾性。一方面,《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规范医保药品外配处方管理的通知》鼓励处方流转。另一方面,多地规定“处方药不得提前购买”“每月购药频次受限”。问题是,一些特殊的病人要购药,如癌症患者不能提前购买,要是遇上特殊情况,断药了后果就比较严重。
事实上,买药难的背后,是盘根错节的利益格局。一般而言,医院药房收入占全院收入的很大比例,医院自然担心一旦放开处方外流,相当于“自断财路”。在这种利益驱动下,医院自然也会设置重重关卡,将高价药、集采药锁在院内药房,要求患者必须返院续方,结果会导致基层医疗机构因“药品目录权限”“处方权限制”而沦为摆设。
再回到新闻报道中的那位陈先生的处境上,他拿着社区卫生站开具的处方无法买到以前可以买的药品,这是因为药店同样困于一条潜规则中。正如一家连锁药店负责人所坦言,他们不敢收社区卫生站的处方,万一医保抽查认定“处方不合规”,不仅要退钱还要罚款。这种“宁可错杀不可错放”的逻辑,迫使药店将风险转嫁给患者。而当医院、药店、医保部门都在防范“背锅”,制度的齿轮便卡死在互相推诿中。
所以,破解买药难,绝非简单的技术升级或流程优化。
首先要打破处方权垄断,建立分层诊疗信任体系。 当前基层医疗机构处方被歧视,根源在于对医生专业性的不信任。这可以借鉴一些地方实行的“家庭医生签约制”,赋予签约医生长期处方权,对病情稳定的慢性病患者,允许社区医生一次性开足一定时间的药量,处方自动同步至区域医保平台,所有定点药店强制认可。此举既能缓解大医院压力,又能激活基层医疗价值。
其次要用“动态合规”替代“一刀切”管控。 针对“处方时效僵化”问题,可能更动态灵活地考虑,也就是可以根据药品特性、患者病史、季节因素,进行动态调整处方有效期。如降暑药夏季有效期延长,抗癌药允许提前续购,一些特殊情况期间可以自动延长慢性病处方时效。规则不应是铁板一块,而应能感知民生的温度。
最后要以“负面清单”取代“正面清单”,释放市场活力。 当前医保对药店的监管聚焦于“能做什么”(如销售目录内药品),却忽视“不能做什么”(如禁止加价、串换药品)。若将监管重点转向设定红线——建立全国统一的医保违规负面清单,严打骗保、囤药、非法转卖等行为,而对合规药店放开处方来源限制、提前购药限制,便能从根本上扭转“不敢作为”的保守心态。
国内也有一些成功的参考案例,比如有的地方将“便民购药”纳入政府考核,一是实行社区卫生中心与三甲医院共建“处方互认联盟”,基层处方加盖电子签章后通行。二是设立“应急购药通道”,患者因特殊情况可凭承诺书先行购药,事后补全手续。三是在药店部署“智能监管终端”,自动识别处方真实性、药品库存及患者历史记录,替代人工核验。
一句话,破解买药难,要让医疗回归“治病救人”的本质。这意味着,政策制定者要敢于触碰利益藩篱,监管者需学会用大数据而非“人海战术”防控风险,医疗机构要放下“药房创收”的执念。唯有如此,那些攥着处方在医院大厅茫然四顾的患者,才能等来真正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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