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呼唤“新工科” 产教融合锻造“新引擎”

　　浙江大学首批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专项试点的硕士生毕业，奔赴产业一线，标志着浙江在服务国家战略、支撑产业升级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上迈出了坚实一步。

　　从“浙江制造”向“浙江智造”跃升，最紧缺的资源已非资本或市场，而是能精准破解产业痛点的创新型工程师。这揭示了一个核心的时代命题：当“新质生产力”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我们该如何培养与之匹配的“新工科”人才？浙江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简称“浙大工程师学院”）的探索，为此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样本，在高校的“象牙塔”与产业的“主战场”之间架设了桥梁。

　　传统工程师培养模式的痛点，根植于高校与企业间的“单向输送”关系：高校“生产”标准化毕业生，企业被动接收并二次培养，这导致课程内容滞后于产业发展、科研脱离实际、学生实践不足、入职适应期长等问题。浙大工程师学院的突破性价值在于构建了“全流程贯通”的产教融合新模式，实现了高校与企业的“双向奔赴”。

　　其核心创新体现为：一是源头共选。“招生即招工，入学即入企”，企业与高校深度合作选拔兼具学术潜力和工程热情的“准员工”。二是深度共育。通过“双导师制”，学生在校园理论学习与企业实践中交替淬炼，直面一线“真问题”，将知识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一模式将工程师的培养真正扎根于产业土壤和创新前沿，精准响应了建设创新浙江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对高端工程人才的迫切需求。

　　在为浙大工程师学院的创新喝彩之际，一个更深层的思考随之浮现：当产教融合的模式日趋成熟，我们除了锻造工程师的“技艺”，又该如何塑造他们的“灵魂”？

　　“灵魂”，指的是超越具体技术、能够驱动创新的精神内核——批判性思维、源头创新的勇气。若培养目标仅是为企业输送熟练解决当前问题的“高级技工”，那么其成果仍是阶段性的。真正的“新质生产力”，核心在于“颠覆性”与“原创性”。这要求工程师不仅能低头解决问题，更要抬头仰望星空，敢于质疑，敢于挑战既有范式。

　　值得警惕的是，在企业需求主导下，学生的视野可能被局限在特定技术领域或商业目标中，削弱对广阔知识图景的探索欲。过度强调“实用”，也可能在无形中动摇基础理论的根基——而这恰恰是催生源头创新的沃土。诚如一位杰出科学家所言：“那些看似‘无用’的知识，往往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迸发出最耀眼的光芒。”

　　因此，深化产教融合的同时，高校必须坚守其“思想策源地”的独特价值。即便学生身在企业，学校也应通过高质量的人文社科课程、跨学科学术研讨、鼓励参与前瞻性基础研究等方式，为其注入丰厚的人文底蕴和开阔的学术视野。我们所要培养的，是既能攻克“卡脖子”技术难关，又能思考技术伦理、洞察社会需求的工程师。

　　浙大工程师学院的首批毕业生交出了亮眼成绩单，但从试点走向大规模推广，仍然存在四大挑战。

　　一是质量保障挑战。“双导师制”的成败，关键在于企业导师的投入度与指导水平。调研发现：当企业不确保能留用联合培养学生时，往往基于“完成任务”心态，有限或被动参与（如企业导师仅指导实践课程），主体职能发挥不足。如何建立有效的企业导师认证、培训与激励机制？如何避免学生沦为“廉价劳动力”而非两方共同培养的未来人才？这需要校企间建立更牢固的信任关系和制度化合作保障。

　　二是利益平衡挑战。产教融合的成果（如专利、技术突破）归属如何界定？培养成本如何分担？这些是规模化推广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需要政府、高校、企业三方协同探索可持续、可复制的共赢模式。

　　三是普适性挑战。“浙大模式”的成功，依托于浙江强大的产业基础和开放的创新文化。对于中西部或产业基础薄弱地区，如何借鉴其核心理念，因地制宜发展出适合自身的产教融合模式，是亟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四是社会氛围挑战。整体而言，目前社会上“唯学历”论对工程技能人才造成冲击，崇尚工程科技、以技立业的社会氛围仍未完全形成。工程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声誉、薪酬分配和职称评审中的技能要素体现均有待提升，亟须全方位营造重视工程技能人才的社会氛围。

　　（作者系浙江省科技信息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