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独居终老者能体面离开

　　46岁上海女子昏迷两个月后不幸离世……父母早逝、未婚无子女，远房表弟操办她的身后事遇到了麻烦，甚至无法用遗产购买墓地。

　　一个独居女子离世，留下的不只是悲伤，还有一连串令人无从下手的“麻烦”：遗产无人继承、丧事无人操办、墓地无法购买。这样的个案看似偶发，实则是当下社会老龄化与独居化进程中，一种越来越普遍的个体“独居困境”。

　　在传统的家庭结构中，亲属关系是处理身后事务的天然保障。父母、子女、兄弟姊妹之间的血缘链条，构成了“生有所养、死有所归”的社会基础。但当“独居”“无亲”“未婚”状态不断增多，家庭的照护功能日渐式微，个体生命的最后一程，开始暴露出法律与制度的“断档”。蒋女士逝后遭遇的种种“麻烦”，正是这种断档的一个典型体现。

　　从法律角度看，现行民法典虽然规定了无继承人遗产的归属原则，但对谁来操办丧事、遗产能否用于善后等问题并无明确细则。民政部门作为遗产管理人，在现实操作中，往往由于相关制度空白而难以妥善处理，钱在，但不能用；人想帮，但无权帮。法律的初衷是保护财产安全，此时却在某种意义上削弱了对逝者尊严的保障。

　　这背后，是公共治理理念亟须更新的现实。破解独居者身后事的“麻烦”，首先要在制度层面补上空白。比如，建立独居者“生前意愿登记”制度，允许个人在健康时合法表达丧葬意愿、财产用途、遗体捐献等安排，由民政或公证机构备案执行。这样，当生命终止时，管理部门就有章可循，不必陷入法律模糊地带。此外，应完善“遗产善后使用”标准，明确何种支出属于合理范围。民政部门不能仅仅扮演“管理者”的角色，还应成为一种“社会代理人”，在尊重法律程序的前提下，以人文关怀的视角参与个体的生死安排。

　　据悉，上海虹口区已开始研究“临时监护与身后事务操作指引”，这是一个积极信号。如果这样的探索能形成全国层面的制度共识，也许未来再遇到类似的个案，就能少一分尴尬，多一分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