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

　　本周四，存在了34年的国务院扶贫办正式更名，新的国家乡村振兴局因此挂牌成立。在这个动作的背后，是一个漫长的老故事，当然也注定会是一个新故事的开篇。这个老故事就是脱贫，随着去年年底脱贫攻坚工作圆满结束，近一亿中国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绝对贫困问题得到了历史性解决。一个问题的解决，往往伴随着一个新的目标的诞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就成了新的关键词。在新的国家乡村振兴局的背后，新的目标将如何去面对和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该是一幅怎样的画面？

　　从扶贫办到乡村振兴局

　　国家乡村振兴局，来了！本周四下午，存在了34年的国务院扶贫办，更换了新的门牌。这距离我国宣告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消除绝对贫困，刚刚过去不到几个小时。新的名字，新的起点，更意味着迈向新的使命。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 汪三贵：成立国家乡村振兴局，表明了我们下一阶段农村工作的重点，全面转向乡村振兴，并且也表明我们乡村振兴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需要动员很多力量，各个部门都要参加，这也需要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协调组织相关的工作。之所以对这个局，有这么高的关注，因为涉及到好几亿农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国家现在主要差距是农村跟发达国家农村差距，那是相当大的，你要国家要全面现代化，主要的瓶颈就是在农村。

　　与脱贫攻坚相比，乡村振兴的任务范围，从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拓展到了所有农村，全体农民。未来，国家乡村振兴局的职能，也将因此进一步拓展。但现阶段，摆在眼前最为重要的任务，仍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出现大规模返贫。而这，由原扶贫办整建制转换而来的队伍衔接，自然也就更为顺畅。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 汪三贵：我们乡村振兴，某种程度上就是照搬脱贫攻坚的体制机制，比如说我们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落实，这是脱贫攻坚提出来的，乡村振兴现在也是这样的工作机制，那么五级书记一起抓，这也是脱贫攻坚提出来的，乡村振兴也是一样的。未来也有东西协作的问题，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可能也需要类似的队伍，那么在具体的政策方面，也有很多延续性。

　　为了推动“三农”工作的重点，从脱贫攻坚平稳地向乡村振兴衔接，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五年过渡期。期间，不摘责任、不摘政策、不摘帮扶、不摘监管，帮扶力量保持总体稳定。“冲锋式”的脱贫攻坚，解决的是“不愁吃、不愁穿”等基本需求。而要全力推进乡村振兴，就要以持续增收为落脚点，使农民自身具备向上提升的能力。保持农村的产业振兴，成了至关重要的课题。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 汪三贵：产业发展是个持续过程，不像危房改造，把房子给你修好了，多年不用管了，那产业可不是这样。你必须要不断去提高他的技术水平，适当扩大规模，培养新型经营主体，这样才能够稳定增收，或持续脱贫，这些方面，需要持续的扶持政策。你不能说有些贫困户，自己搞产业，能力不够，可能通过能人大户，正在带的过程中间，突然脱贫攻坚完了，我不管你了，这样可能就会出现问题。

　　四年前，通过上海企业的对口帮扶，贵州省望谟县洛郎村，原本广种薄收的板栗，成为某航空公司的固定餐食。凭借这笔收入，洛郎村当年就实现了贫困村出列。但宣告脱贫后，当地没有停止相关政策的帮扶。相反，为将板栗真正发展成产业，他们持续追加了近1000万扶贫资金，修路、铺设灌溉设施；同时，省里下派农技人员，将近7000亩低产板栗林，进行了改造。

　　如今，相关的扶持政策仍在持续，该村也已发展成为种植面积达1.7万亩的，板栗高产示范园。他们的板栗，凭借出众的质量，闯出了自己的品牌，除了供应飞机，更畅销全国。当地还在板栗林下，追加引进了林下养蜂、林下养鸡等产业，特别是林下栽培食用菌，更让参与的村民，额外掌握了一门技术，追加了一份收入。

　　贵州省望谟县平洞街道办洛郎村村民 岑洪发：以前没有发展食用菌，我们就出去浙江打工。现在这两年，我们洛朗发展了，我直接在家里面做事，这个工资也是高的，普遍工资3000多，还要加上一年板栗收入8000至10000左右，现在我就不出去打工了，在家里面得照顾老人，得照顾小孩。

　　据统计，发展板栗产业前，洛郎村的有效劳动力中，有912人外出，到江浙、广东等地打工；如今，通过板栗等产业带动，全村产生了致富带头人50余位。看到钱包渐渐鼓了起来，近400人选择不再外出，就近在产业园工作。人留下来，空心村慢慢恢复成实心村，县域经济发展所需的人气，也一点点充实了起来。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 汪三贵：我们现在回去很多，也不是回到村里去了，有些回去，回到县城，回到镇上面，工业区里面就业，是这样一个过程。未来乡村振兴跟新型城镇化，同步推进，协调发展，县城今后是一个很重要的中心，多数县城会形成几十万的规模。有专家预测到，到2050年，全面现代化的时候，80%的人都生活在城镇里面，以农业为生的，人口10%都不到。全面现代化基本的特点，城市和农村没有根本性生活质量差距，收入应该是差不多的，公共服务水平应该是差不多的，只是生活方式不一样。农村不可能搞得城市那么热闹，农村更加宜居，更加生态，更加自然，田园风光，所以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

　　白岩松：

　　去年年底，中国完成了脱贫攻坚的任务，这可不意味着从此人们都过上了不再贫困的生活，这属于童话的结尾，但不属于现实。因病返贫、自然灾害导致的贫穷挑战等，依然会不时地来串扰。因此，未来“十四五”的这五年将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衔接阶段。对摆脱贫困的县来说，这五年是过渡期，要做到扶上马送一程。这五年的时间看着长，但其实依然很有挑战性，因为从脱贫到振兴，有太多的工作要做。比如说：农民想要生活更好一些，有的就需要金融的扶持，但银行往往不愿意给小农户发放贷款，未来这个问题能更好地解决吗？

　　谁给农民贷款？

　　柴永峰生于曾是国家深度贫困与脱贫攻坚重点解决地三区三州，是我们跟拍将近三年的扶贫工作者，就职于属地监管下的小额信贷公司。他不找等、靠、要的人，迈开腿扫街，找那些想通过小额贷款撬动美好生活的贫困群众。

　　甘肃天祝小额信贷机构客户经理 柴永峰：轻易的、白给的东西，它的作用不大，就跟我们吃苦的人一样，你没有吃过苦，你就不知道甜的滋味。我们的贷款也是这样，给你贷了，还得不多，但是你每天把老百姓的惰性给改变过来，第三个月就开始还钱了，时间比较急，一天都不能拖，必须按时按点还，要讲信誉。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农村金融研究室主任 孙同全：农村金融当中普遍问题，主要就是说农民缺少抵押物，那么银行的不能提供贷款，那么信用贷款就是不需要抵押物，它就凭着农户的信誉就放贷款。但是农户的信用是哪来？有行为轨迹的可以在线上收集，没有线上轨迹的可以在线下收集，传统的我们的农村金融机构，去在农村走村串户收集信息，就是为了建立这个农户的这个信用评价体系。

　　孙同全长期研究扶贫中的小额信贷问题，他所在单位于本周四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他注意到，柴永峰现在所在机构70%左右的客户，因无抵押无担保更无征信，依然无法获得传统银行贷款。他认为，此次一号文件强调，用3年基本建成较完善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体系，切中群众获取金融服务痛点，正需要像柴永峰这样的人。贫困程度越深，柴永峰贷款越谨慎，放贷前要做家访、进行第三方询查，即便是老同学，若无实体规划绝不放贷。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农村金融研究室主任 孙同全：信贷当中掌握的技术要求有三个C。第一个是这个Capacity，就是能力，他们家的金融状况，他们家的经济实力；第二个是叫Character，就是人的品性，是不是讲信用，为人怎么样；第三个C是叫Collector，就是担保物，现在因为农民没有担保物，所以第三个C是非常弱的。信用贷款更注重的是第二个C，是人的品性，品质是否讲信用。

　　甘肃天祝小额信贷机构客户经理 柴永峰：每个人都有贪心，假如说你现在人家给你抽烟，下次贷款的时候，不是额度也提高了吗？我说我们贷款不是为这两盒烟来，我们贷款就是让你发展。

　　孙同全注意到，按最高法规定，目前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为15.4%，柴永峰所在机构也严格按照该利率放贷，实际上，作为属地监管机构，它不属于民间借贷范畴，可根据人吃马喂等成本实际，决定自己的利率线，保持微利。

　　通过实体物质推断经济能力，熟人社会搜集品性等软信息，对农户信用进行画像，识别出迫切想改变命运的人，进行放贷。柴永峰总是说，大多数客户淳朴可信，但这种品性更需要后续维护。放完款，才刚刚是他扶贫路上第一步。他要按规回访，调查客户是否把钱用在实处而非滥用，还会告知一些经验改善经营。若到了还款期还未到账，他又得跑去催逾期，频繁见面沟通给客户带来正向的催款压力。

　　甘肃天祝小额信贷机构客户经理 柴永峰：有的时候它不是做慈善，贷款不是在人情的圈子里面跑的。我们如果贷款了以后，我们信贷员就成了一个管理者了，每一个客户都需要你去考虑，都需要你去监督，都需要你去催促，不能在一颗树上吊死，得想别的办法。

　　这些年柴永峰跟我们诉了不少苦，更多挑战来自平台数字化更新，这也是今年一号文件的要求，他不仅要自己学会，还要赶在逾期影响客户征信前，开车去教客户快速还款，每个客户常常来回教几次。

　　甘肃天祝小额信贷机构客户经理 柴永峰：我跟他就说了，转账的时候，就跟那水管里的水一样，从我这边输到你那边去，那边堵住了以后，钱退回来了，不会没的，你放心点的就行，没事。他就慢慢敢拿起手机点了，不然不敢点。

　　事实上，即便能从传统银行贷款，但因脱贫对交易成本和时间成本的极度敏感，让人倾向投靠亲戚朋友的私人贷款。在我们拍摄期间，孙同全做了一个统计，中国农村的私人借贷，占整个农村借贷总量的60%左右。这让他更加坚定推广小额信贷的决心。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农村金融研究室主任 孙同全：致贫的原因可能会有很多，整个资金缺乏往往是最大的一块短板。中国现在大机构是不缺的，最缺的就是能够为这些小微的，这个信贷需求提供服务的机构。我们一直也在呼吁政府，就是给这样的一些机构，能够解决这样一个法律地位上的问题，明确一个合法的地位，让小额信贷机构能够放手去干。

　　天祝县去年二月份脱贫摘帽，一号文件强调，像这样曾经的深度贫困区，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保持现有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防止规模性返贫。小额信贷以及已实施的农机具和大棚设施抵押贷款等业务，将在今后乡村振兴中大有可为。但放眼全国，虽然天祝脱贫了，其与发达地区仍存巨大鸿沟，还需要金融扶贫之外的更多支援。

　　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扶贫办原副主任 赵生成：比如说资金的问题，技术的问题，产业发展的问题，还有教育、医疗、卫生、住房这些问题，一方面需要政府推动，一方面也需要社会上的技术人才力量的支持。

　　接触柴永峰的时间大多在车上，他常常来回几百公里，从早跑到晚。但看到客户完成信用毕业、借到款、生活步入正轨，所有的苦都成了幸福。脱贫摘帽后的乡村振兴，他选择初心不改，奋斗在路上。

　　白岩松：

　　从现在看，我国绝对贫困问题得到了历史性地解决，但请注意，强调的是绝对贫困。但是相对的贫困，在未来依然会存在，更何况水涨船高，人们对美好生活总会有更高的期待。而另一方面，脱贫攻坚从某种角度来说，是硬扶贫问题的解决，而软扶贫依然在路上，这个软就包括着文化，教育，智力等等很多层面，在这些方面，中国绝大多数的乡村依然是贫困的。比如中国90%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为初中以下学历，其中小学文化、文盲或半文盲的比例超过50%，远高于平均水平，接下来我们该继续做些什么？

　　把贫困地区的孩子培养出来

　　这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近期对于贵州毕节七星关区的一次调研，七星关区已于2020年3月退出贫困县序列，脱贫近一年后，贫困居民的生活状况和子女教育情况，是本次调研的重点。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卢迈：我去过胡家贵那个家多次，他是属于那种扶贫的重点，能力相对差，这个又不肯去努力。国家已经载帮了他很多了，很早就帮他修了房子，然后又帮助他这个生产方面，种植、养羊、养猪都不太成功，最后给他一个护林员的工作。

　　43岁的胡家贵只有小学文化，在他家的墙上，保留着他当年用最简单的计数方式写下的打工工资，这些数字，记录着这个家庭曾经的贫穷。如今，护林员的工作让胡家贵家生活有了基本保障，但卢迈更关心孩子受教育的情况。胡家贵的妻子有智力缺陷，但是两人养育的子女却多得惊人。几年里，卢迈四次来访，每次这个家庭都会增加一个孩子，而这次也不例外。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卢迈：第六个了，问他为什么，我从四个的时候我就问还生不生，不生了，结果还接着生，最后说实话，他们在村里头是单独的，他们是从外边过来的，怕受欺负，所以希望多点孩子，这个在毕节可能特别普遍，因为他们处在（三省）交界处，这个村落的形成，人口的结构，就是这么一个格局。家里头因为奶奶也岁数大了，爸爸妈妈对孩子也缺少照顾。他的大女儿，我们一开始去的时候她已经上小学了，以前看过她做作业，那会儿她五年级，都是中国字，但是一句话都念不懂。

　　在卢迈和同事们扶助过的贫困家庭里，像这样缺少家庭教育和照料的孩子，还不在少数。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卢迈：这个家庭就是也是很值得让人同情的，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去世了，还有一个儿子在外头打工，这两个儿子有4个孙子。妈妈都是走了，所以一个70岁的老太太带着4个孩子，我们说那个孩子去医院，7岁的他现在在幼儿园，是那个5岁半的孩子在带着他，干什么事就他的兄弟，堂兄弟带着他，照顾他。

　　毕节七星关区，位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乌蒙山区，也是乌蒙山区的贫中之贫。贫困带来的其它社会问题也较为复杂，使得许多贫困家庭的孩子，一出生就深陷教育的荒漠之中。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卢迈：单亲、留守、贫困、家暴和我们说的残疾，我们整个就刚才说的五个因素，有一项的，在贫困地区调查中，大概占60%，超过60%。那么这样的家庭里头，孩子他成长的时候，孩子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状态，要注意家庭是什么情况，而且对外来的任何人都会害怕，都会怕生，而且营养不够，没有互动，所以对他的很多功能，语言功能什么的都发育不好。

　　在脱贫攻坚之战中，各地对于教育脱贫的投入主要在义务教育阶段，而对于学前教育的重视相对较弱。但在卢迈看来，贫困家庭原本在家庭教育上就比较薄弱，一些村庄又没有幼儿园导致儿童无法进行学前教育，这使得一些孩子进入小学后也容易面临困境。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卢迈：我们对控辍保学，是花了很多精力的，也很重要，让所有人都能达到初中毕业的文化水平，这是一个最低的要求。但是他的根源是什么？为什么他们在学校里头他学习不好，厌学然后辍学了，最重要的还是他没有做好早期的入学准备，不会普通话，然后上来一二三年级的那些东西听不懂。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越学越困难，那他就辍学了，你要是真的预防为主把学前教育办好，不要让他上学的时候就跟不上。

　　五年时间里，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与当地政府的努力下，七星关区偏远农村孩子入园难的问题已基本解决，而针对0~3岁贫困孩子的养育问题，他们发起的“山村入户早教计划”共培训育婴辅导员75名，每周一次，为855名困难儿童的家庭提供早期养育指导。但这些努力，对于教育这项长期的事业来说，还仅仅是走出了第一步。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卢迈：我们现在可以靠救济，他们是低保，国家也有救济，给他一个公益岗位，像护林员，像这个打扫卫生也能够满足他每个月最低有个800元、1000元的收入，这样能够摆脱绝对贫困。另外一个在收入支持外就是能力建设，治贫先治愚，把贫困地区孩子培养出来，通过教育培养能力，使这个孩子能够成长起来，在市场经济中能够挣到收入，这才是根本之策。

　　白岩松：

　　一个个体、一个国家向前走，总是需要有目标的，而一个目标完成了，就总需要有新的目标，让人们知道往哪儿走。对于中国来说，小康任务完成了，接下来就要奔向2035和2050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目标。而面对乡村，脱贫攻坚任务完成了，接下来就是乡村的全面振兴。因此，此时又是一条新的起跑线，保持冷静，继续前行，只要持续地走，目标就会越来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