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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中国异种移植丨全身都被替换成猪器官,他还能被称为“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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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02/20
10:14:41
2023-02-20 10:14:41 来源:潮声 执笔 张苗 丁珊

  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女巫瑟茜给奥德修斯的手下喝了一种奶酪、蜂蜜和葡萄酒的混合物,他们长出了猪的脑袋和猪鬃。这个故事,讲述了人类早期对异种移植的幻想。

  当生物、医学发展至今,人类看到了通过异种移植“逆天改命”的曙光,技术上的迭代进步也撞上了全世界人们朴素观念中自然而然产生担心——如果这能大规模将动物器官移植进人体内,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潮新闻记者将这个问题抛给了从事异种移植研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教授、伦理学专家。

  移植了动物器官的人,还算是人吗?

  “根据实际的社会心理学因素对以后的临床实验进行讨论和探索是很重要的。”在位于西安的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京医院)办公室里,中国科学院院士、西京医院肝胆外科教授窦科峰对潮新闻记者侃侃而谈。在手术台上,窦科峰院士团队完成了全球首例“异种器官同期联合移植手术”,手术台下,团队也在探索着异种移植伦理的边界,“采用猪的器官进行异种移植,对大众来说将会是很大的心理冲击。对于移植的患者而言,这个过程涉及到了个人的宗教信仰、文化或者是社会心理学的层面,这需要他们进行更深刻地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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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送往西京医院的基因编辑猪

  就像著名的哲学悖论“忒修斯之船”那样,人们将船身的木板一块块拿掉,同时用新木板安装回去,当所有木板都被更换一新时,这条船还是原来的船吗?如果不是,那它又是在被替换掉多少块木板的那个瞬间变成了另一条船的呢?未来社会,该如何定义一个“完整的人”?如果一个人的心脏、肝脏、肾脏、角膜都来自于动物,那“他”还能被称为“他”吗?还是一个“人”吗?

  没有前例可循的领域,各种担忧此起彼伏。华中科技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雷瑞鹏对此感同身受:“异种移植是涉及多学科的复杂工程,美好和风险并存。正因为科学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在伦理问题上需充分考虑受者风险、受益的平衡。”雷瑞鹏认为,对未来我们需要保持审慎、理性的乐观。

  潮新闻记者梳理了相关学术论文与出版物,发现在诸多相关调查当中,关于异种移植是“最后的手段”还是“最佳选择”,根据情境的不同,公众的态度有很大差异。

  两组对比明显的数据——欧盟曾对15000人进行调查,只有36%的人认为异种移植是伦理上可接受的,异种移植被认为是现代生物技术最危险的应用;而来自美国国家肾脏基金会的调查显示,有75%的被调查者在无法获得同种器官或组织的情况下会考虑异种移植,只有2%到5%的人在面临死亡威胁时仍不会选择异种移植。

  为什么美国、德国能在人身上做实验,中国不行?

  在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器官移植专家陈忠华的眼里,异种移植的研究不能停留在实验室,而是要往前迈出一步,“我们正为那一天的到来做准备”。这一天能否到来,与“脑死亡”在法律层面是否属于死亡关系密切,早在2004年,陈忠华就通过“无头狗实验”改写了死亡标准。实验结果是,一只无头狗在人工呼吸机等现代化医疗仪器设备、技术和药物的维持下心跳超过20小时,科学家用这种方式向社会展示了脑死亡等于死亡,“与心脏死亡相比,脑死亡显得更为科学,标准更可靠。”


  中国与美国、德国存在着“脑死亡”立法与否的区别,2021年至今,美国已经进行两例从猪到人的肾移植临床前研究,一例猪到人的心脏移植实验性治疗。国内的医学家们一直在推进着相关议题。去年的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无锡市人民医院肺移植中心主任陈静瑜提交了关于“脑死亡立法”的建议,这是他连续三年提出相关建议。2018年9月12日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答复表示,“我们认为,在法律中对死亡标准进行定义和表述,很有必要。我们赞成您的建议,不一定采取单独立法的形式,可以采取二元死亡的标准,在现行法律中增加脑死亡和心死亡的规定,给死者家属一定选择权。建议有关方面在制定或修订相关法律时予以认真考虑。”

  跨越十年的两版《长沙宣言》

  作为一名女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雷瑞鹏和潮新闻记者交流时,态度总是平温柔和。当她聊到伦理规范和法律法规的支撑时说,“政府部门需出台政策法规、标准规范,引领异种移植在健康、正确的道路上迈进。”考虑到大众在心理层面不同的接受能力和认知度,雷瑞鹏建议未来可暂时将其作为同种移植的过渡手段或者替代方案,以缓解器官短缺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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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瑞鹏在《异种移植——哲学反思与伦理问题》中详细探讨了异种移植中的伦理问题

  在涉及更大人群以及全社会甚至全球的公共卫生问题上,中国有足够的担当。

  2008年11月,中国牵头制定的世界首个异种移植国际标准《长沙宣言》诞生。《宣言》提出了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开展这一临床研究须遵循的十条基本原则,和须具备的生物安全基本条件。更重要的是,它遵循着世界认可的伦理道德原则。

  世界卫生组织基本卫生和临床技术司主任吕克诺埃尔介绍这个准则时说:“我们致力于建立异种移植临床研究规范的基本框架。各成员国可再根据框架内容,制订符合各国文化和实际的国家标准。”

  10年后,《2018长沙宣言》公布,宣言制定过程中,中国专家和中国经验依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国内几十个团队专家的努力下,中国已建立一整套异种移植临床研究体系,包括猪的培养、猪的疾病的鉴定、如何防止猪的疾病传染到人。

  《2018长沙宣言》总结了近10年的异种移植研究结果,制定了更具有可操作性的规范,也将更好地保证异种移植的安全性和信息透明度。

  伦理制度、政策法规等都尚待完善,异种移植还有一段路要走。2022年4月,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发布《中国人体异种器官移植临床试验专家共识》,明确对于异种器官移植的态度——“鼓励研究、审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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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慈欣《天使时代》

  “所以,舰长,只要有需要,伦理终究是第二位的。”刘慈欣在1999年写下了一篇基于基因改造人体的短篇科幻小说《天使时代》,这句台词及它所代表的含义,在小说中对立面的冲突双方嘴里都出现过。

  在异种移植照进现实的当下,怎么厘清由它带来伦理问题的内涵与外延显得格外重要。基于共识、不断增补的《长沙宣言》,显然是最为稳健的一种方法。

  在异种移植硬件、软件的突飞猛进背后,则是人类间共通的的朴素信仰:救治每一个具体的生命,比大多数宏伟更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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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移植;器官责任编辑:江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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