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回到了日夜思念着的祖国，今后要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为祖国的建设事业服务。”这是接受祖国召唤、刚刚回到中国的钱学森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的回答。
那时，面对遏制和封锁，钱学森率领中国最早一批航天人描绘新中国航天事业蓝图。
1970年，名为“曙光一号”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上马，秘密代号“714工程”。由于当时科技水平、工业水平和财力水平低下，“曙光一号”飞船的研制速度从1972年开始放缓。
戚发轫
神舟载人飞船首任总设计师 中国工程院 院士
1975年，周总理出来说话了，我们现在不跟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搞载人航天比赛，先把地球的事搞好。
1986年3月，中国启动“863计划”，航天技术被列为其中第二大项。停滞十年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等来了新的时代机遇。
很快，一个由60多家科研单位、2000多人参与的大论证开始了。然而，中国的载人航天如何起步？专家们的意见并不一致。
一部分人认为应该从飞船起步，一部分人提出要搞航天飞机，甚至有的专家还提出直接研制空天飞机。
复杂而繁重的论证进行了五年零十个月。专家们各有道理，争论异常激烈。
航天领导小组办公室报中央前，专家组特意征求钱学森的意见。一直沉默的钱学森用十个字进行答复：“应将飞船方案也报中央”。他把关键的一票投给了飞船。
经过充分论证，专家们逐步达成共识：航天飞机造价高，技术复杂，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具备生产条件。载人飞船既可以搭乘航天员，未来又可以为建成空间站运送物资，更适合中国国情。
1992年9月21日，中共中央决定：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上马，工程代号“921”。60岁的王永志担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59岁的戚发轫担任载人飞船总设计师。
1994年，中国载人飞船的名字被命名为“神舟号”，意为“神奇的天河之舟”，是“神州”的谐音，象征着飞船研制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又有神气、神采飞扬之意，预示着整个中华民族都将为飞船的诞生而无比骄傲与自豪。
成功发射载人飞船并使航天员安全返回地面，是整个载人航天工程的重中之重。在王永志的牵头下，专门用于执行载人航天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F”火箭的研制被提上日程。
王永志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 中国工程院 院士
人命关天哪！所以当时我就下决心，一定全力以赴、全神贯注做好这件事。火箭本身的可靠性要求0.97，把航天员救出去的安全性是0.997，千分之三故障以下。
为保证航天员的生命安全，设计人员创造性地在火箭顶端研制加装了逃逸塔。一旦火箭在飞行过程中出现故障、发生危险，逃逸系统可以在故障发生的3秒钟之内激活，确保航天员能迅速逃生、安全返回。
此时，设计师们又面临一个更大的研发难题——“故障检测系统”。
“故障检测系统”由计算机组成，只要火箭发生的故障与计算机中的故障模式吻合，就必须立即反应，迅速触发逃逸系统。这既不能误判，也不能漏判。科研团队研究了300多种火箭故障模式及逃逸判据，确保不遗漏任何出现故障的可能性。
经过5年的研制和两年的总装，1999年11月20日，凝聚着中国航天人无数心血与智慧的“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终于在规定时间内迈上执行任务的征程。
赵义良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院长
中国航天用短短七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三四十年走过的路，充分证明了我们的载人航天队伍是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的队伍。
从1999年起，中国发射了神舟一号至神舟四号无人飞船。四次飞行任务都是由“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完成，这让中国航天人积累了珍贵的经验，运送载人飞船的时机也渐渐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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