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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左)和恩师陈垣在一起 | 生平简介
启功先生字元白,1912年生于北京,满族。幼年失怙且家境中落,自北京汇文中学中途辍学后,发愤自学。稍长,从贾尔鲁先生(羲民)、吴熙曾先生(镜汀)习书法丹青,从戴绥之先生(姜福)修古典文学。刻苦钻研,终至学业有成1933年经傅沅叔(增湘)先生推介,受业于陈援庵先生(垣),获闻学术流别与考证之学。援庵先生慧眼识才,聘为辅仁中学国文教员;1935年任辅仁大学美术系助教;1938年后任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兼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从事故宫文献馆审稿及文物鉴定工作;1949年任辅仁大学国文系副教授兼北京大学博物馆系副教授;1952年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至今。现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启功作品艺术特色
启功先生是当代著名学者、画家和书法家。他著作丰富,通晓语言文字学,甚至对已成为历史陈迹的八股文也很有研究;他做得一手好诗词,同时又是古书画鉴定家,尤精碑帖之学。
欣赏他的书法作品,我总要联想到他对碑帖的精深研究,因为他对碑帖的研究和他的书法艺术的成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碑帖之学是明清两代兴起的一门学问,这门学问现在随着地下墨迹的不断出土,开辟了新的境界。他就是这片园地的开拓者之一。这门学问除夸扬珍异、竞炫收藏的古董藏家不能算外,其路子约分为二类:一是研究其中历史资料,以碑刻文辞证史补事,或校读文辞;二是赏鉴、研究其书法艺术。启功先生兼于两者,更精于后者,他在两者之间融合贯通,其方法突破前人藩篱。“买椟还珠事不同,拓碑多半为书工。滔滔骈散终何用,几见藏家诵一通”。他写这首诗是有感于过去多少鉴赏家重视碑帖的书法,而对其中文辞则往往视而不见。名家如孙承泽、翁方纲以及叶昌炽莫不有此疵病,而他且不放过文辞内容。正因为这样,他把历来定论的《曹娥碑》驳得体无完肤。因此,所谓王羲之小楷《曹娥碑》,也就不存在了。更何况蔡邕的书丹。
启功先生的书法理论著作,我最喜欢他的发比喻,时出妙语,对书法艺术以及书法史上的许多问题,有其独特的《论书绝句百首》,这是他数十年书法实践、研究的体会。特别是诗中的自注,行文隽逸,阐见解。我自己有些长期窒K的问题,读了之后感到迎刃而解,有豁然开朗之感。诸如考证《W_颂》出于开元翰林供奉之手;日本藤远后之临《乐毅论》以证明王羲之书体势之雄强;鉴定张旭书庚信《步虚词作》实为大中祥符以后宋之笔;以西陲晋人残纸证《阁帖》中索靖书法的本来面目。这些都是翻书法史上成说的案,论据充分坚实有力,不得不令人信服。此外如论蔡襄、祝允明书法之未成自己体段;柳公权、黄庭坚书法用笔尽笔心之力,结字聚字心之势。而其中对历代著名书法家之特色,各时代书法的体势、风格,以至辨别书体源流,变迁原因,都是非常精辟的。 ·教师启功·
启先生的教学总是同他的学术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像在《历代韵文选》课上,先生给我们讲过敦煌变文,从敦煌石室的发现,伯希和、斯坦因劫走大批藏品,到《张义潮变文》、《王昭君变文》和《燕子赋》等众多内容,使我们这些刚上大学的学生们了解到许多从未听说过的知识。到后来王重民等六位先生整理的《敦煌变文集》出版了,我们才知道给我们讲课时可能先生正在关注、研究变文。1934年和1948年王重文、王庆菽两位先生先后从伦敦、巴黎带回来一些敦煌变文的照片和钞件,这期间学术界出现了敦煌文学的研究热,而启先生正是把当时最“前卫”最新的信息传达给我们了。
启先生讲课,写文章极注意做到深入浅出,化繁富为简明,化深奥为平易,从不板起面孔故弄玄虚地吓唬学生,所以总让人感到读书求学乃是一项愉快的活动,而不是那么枯燥乏味,艰深困难。如诗歌格律问题讲不好就很使人厌烦,但启先生却绘成图表教我们掌握其变化规律,使学生很容易就了解到它不但有规律可循,还有其灵活性。至今我们还保存着几张他亲手绘制的律诗平仄表,工整的墨笔字和朱笔符号,那是先生三十几岁时的墨迹。而这也正是他后来所著《诗文声律论稿》的雏形。
可能是出于教师的职业习惯,启先生的文章总是有首有尾,脉络分明。开宗明义交代写作目的,然后逻辑严密地铺展开去,而且旁征博引、纵横驰骋却总不偏离文章的核心。如《〈兰亭帖〉考》首先说明什么是《兰亭序》和《兰亭帖》,再梳理世传的五类《兰亭帖》摹本刻本的情况及真伪问题,最后论断说:倘有荆溪吴氏所藏唐摹本存世,得与神龙本“汇合而比较,则《兰亭帖》的问题或者可以没有余蕴了”。文章既极专门,又很通俗,所以我们外行人也能看得明白。——聂石樵、邓魁英《启先生教学和治学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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