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的北京，热浪滚滚，北京外交舞台上精彩纷呈，演绎着一幕幕令人眩目的外交大戏。在国际生态环境的大转换过程中，中国新外交初露峥嵘。

　　搭建北京舞台

　　北京，一个引人注目的国际外交大舞台；北京，一个观察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日益重要的窗口。

　　在中国的积极斡旋和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中断13个月的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终于恢复，7月26日，各路人马聚集北京，开启了第四轮会谈之门。此次会谈只有开始的日期，却没有定下闭会的日期。连日来，美、朝、中、韩、俄、日在六边框架下进行了一系列的双边与多边磋商。会谈气氛总体良好，各方围绕如何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确定六方会谈的总体目标等议题进行了坦率、深入、务实的探讨。但由于朝美之间仍存在着实质性的分歧，六方会谈仍面临不少荆棘。

　　同时，8月1日至2日，中美在京举行战略对话，这是中美建交以来首次举行的定期高端战略对话，话题涉及贸易、能源、台海和平以及中美关系中的其他重要问题。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在会见来华进行首次中美战略对话的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时说，中美首轮战略对话成功举行，标志着中美间对话与合作达到了一个新水平，有助于双方加强互信，扩大共识，促进两国建设性合作关系在新世纪健康稳定发展。

　　此前，美国国务卿赖斯于7月9日至10日访华。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接踵而至，于7月14日至18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8月18日至25日，中俄将举行“和平使命——2005”联合军事演习。演习将在俄罗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和中国的山东半岛及其附近海域举行，届时将邀请上海合作组织及其观察员派员观摩。

　　针对中国外交的新变化，俄罗斯《苏维埃俄罗斯报》7月19日一篇题为“带有中国特色的外交”文章中说，中国再次充满自信地展现了作为一个地区大国的影响力。中国在所有感兴趣的国际问题上越来越奉行独立自主的立场，这不是口头宣言式的立场，而是非常现实的、令人不得不尊重的立场。

　　软实力与硬实力并举

　　中国不仅重视增强和积累“硬实力”，也注重“软实力”的培育与塑造。在过去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中国的经济处于快速增长期，经济水平与质量均有明显提高，在世界经济中的排序前移。同时，中国的软实力也在节节攀升。这使中国外交柔中带刚，刚中见柔。

　　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已经成为世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中国“和为贵”的“和合”文化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同。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底蕴为中国外交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使中国享有独特的后发优势。这有利于塑造对中国有利的国际“软环境”。

　　中国在国际上的软实力的增强，或者国际环境的改善必然会体现在国际机制中被承认的地位。中国不仅应熟悉和善于利用国际机制来维护自身利益，还应当尽可能增强在国际规则制订方面的影响力，尽量参与制订国际规则。在国际关系中，中国更积极倡导与推动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的权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与法制化。在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下，中国在国际上应当追求国际道义，它们体现在国际法和基本原则中，体现在维护国际法地位上。

　　中国将亲仁善邻的文化理念用于塑造中国与邻国的关系，与邻国一同发展、繁荣。中国要成为亚洲的中国，融入亚洲，积极参与东亚的一体化建设。东亚的一体化可为中国提供更多的战略空间。今年底的首次东亚峰会将在马来西亚召开，这意味着东亚一体化将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意味着区域内公共意志的形成，有利于消除误解。

　　中国十分重视东亚合作。7月26日至8月1日，中国外长李肇星出席东盟与中日韩(10＋3)外长会、东盟与对话国会议(PMC)和第十二届东盟地区论坛(ARF)外长会，并于会后对老挝和缅甸进行正式访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国务卿赖斯和日本外相都因故未能与会。一些敏感的美国观察家们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美国再一次拱手把机会让给了中国人。中国外长利用此机会，再一次对东南亚国家展开“外交攻势”，增进了中国与东亚国家的关系，拉近了中国与它们之间的距离。

　　大周边与大国关系并重

　　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仍将是一个地区性力量，中国发展的基本立足点是周边。只有立足周边，才能更好地拓展国家战略利益，扩大国际影响力。中国在迅速崛起的同时，迫切需要在世界上树立一个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大国形象。面对这样一个热点高发地区，中国作为一个后兴大国，在和平发展道路上势必面临重重困难与障碍，如何进一步推进与大国之间的合作关系更具紧迫性。在此情况下，中国应当考虑如何将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将大周边与大国关系相结合，共同塑造一个有利的国际发展环境。

　　大周边环境，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政治、经济概念。在这个概念中，既包括与中国直接相邻的国家，也包括那些虽然不直接接壤却与中国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国家或力量，它们可视为中国周边的延伸。中国日益将周边战略与推进大国关系整合于一体，使之互相推动，相得益彰。

　　一方面，中国努力与周边国家扩大共有利益，寻求利益的重叠。中国的发展将逐步由“经济福利论”扩展到“安全福利论”，建立可持续安全。寻求利益的重叠可以减少因大国的崛起与发展带来的对地区秩序的震荡或冲击。近年来，中国大大增强了对东亚的经济福利，扩散互惠。然而，只停留在经济福利层面还是不够的，因为周边国家从长远来看，最为担心的还是未来安全的保障。因此中国与周边的合作需要把安全视为重要内容，用“可持续安全”维护和确保“可持续经济利益”。

　　另一方面，中国注重在周边与美、俄、印、日等大国力量互动。一是通过多边机制或国际组织与其他大国保持沟通和互动，如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10＋3”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八国峰会等。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于6月30日至7月7日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出席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元首会议及在英国举行的“八国集团与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五国领导人对话会”。二是通过强化双边关系与交流，提升合作水平。2005年6月2日，李肇星外长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代表中俄两国政府共同签署了“互换《中俄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批准书的证书”，并交换批准书和证书，这标志着协定正式生效，中俄长达4300多公里的边界线走向以法律形式全部确定下来，中俄边界问题从此得到彻底解决。中俄边界将成为两国人民和平、友好与合作的纽带，为中俄两国不断扩大和深化各领域的互利合作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中印关系近来也有较大改善，高层接触增多，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

　　中俄印关系也有了新的发展。6月2日，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在俄罗斯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与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和印度外交部长辛格举行第四次非正式会晤。三方均认为，三国对21世纪和平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有着一致和相似的看法，都主张遵循国际法准则，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国与国关系，倡导多边主义，推动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促进全球经济朝着有利于各国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此后的7月1日，中俄发表了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

　　当然也要看到存在的困难与障碍，如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空前突出。美日捆绑连体倾向加强，美国希望最终使日本变成“远东的英国”。这主要是出于其称霸世界的需要，实际上是要把日本变成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附庸”。为了达此目标，美国可能不得不“迁就”日本。但日本毕竟不是英国，美国将来能在多大程度上继续“掌控日本”，而日本是否也甘愿受制于此，恐怕还是一个未知数。反观日本却采取远交近攻的外交，一味脱亚入美，自拒于亚洲邻国，结果只会使其更加孤立。中日关系也因此遭遇重新定位的困惑。

　　增加战略透明度

　　中国崛起撬动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传统板块，为世界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世界政经形势的剧变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国需要更明确地向世界阐述自己的战略意图，以消除对中国的误解和误判。

　　过去2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告诉人们：中国是在不损害当前国际秩序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而且这个国际秩序还为中国的发展预留了相当广阔的空间。中国不是要做世界秩序的颠覆者，而是要做世界秩序的建设者。中国走的是一条内涵式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不是为挑战其他大国，而是寻求平等公平的发展机会，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众多的国际组织就是将自身视为世界发展的一部分，愿意承担应有的责任和义务。因此，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增强国际行为的可预见性这一点日益重要。7月28日，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六国的外长或代表，在老挝首都万象发表《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新伙伴计划意向宣言》。六国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的要求和各自的国情，将在气候变化等方面加强合作。

　　应当看到，中美之间的战略沟通至关重要。一段时期以来，贸易赤字、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中海油竞购优尼科、能源问题及美国国内“中国威胁论”的发酵等，使中美关系变得复杂，甚至可以说进入了困难或敏感时期。美国一些现实主义者，认为中国必然会挑战美国的主宰地位，称中美关系会演变为竞争或更糟糕的关系，这是一件“肯定会发生，具体时间尚不确定”的事。其结论是：美国应该谋求阻止中国的崛起。

　　但也有一些学者不以为然，认为美国若要遏制中国注定会失败。今年6月20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表了美国前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理查德·哈斯的题为“如何与中国相处”的文章。他说，各国的国际地位主要是其人口、文化、自然资源、教育体系、经济政策、政治稳定性和外交政策等综合因素来决定的。美国即使试图阻止中国的崛起，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景目前也不明朗。美国试图围堵中国崛起的努力，肯定会引起中国的仇视，并导致中国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争夺利益。他认为，应把中国整合进国际体系。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不应该尝试着去阻止一个强大中国的崛起。美国需要其他国家变得足够强大，以便作为其盟友来共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许多挑战：核武器扩散、恐怖主义、传染病、毒品和全球气候变暖。中国是否会变得强大不应该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议题，中国如何使用它日益增长的实力，才应该成为美国关注的焦点。

　　可见，对于如何与中国共处，如何应对可能深刻影响世界力量格局与秩序的崛起的中国，美国国内还没有达成共识。中美合作与摩擦面同步发展，使得双方从战略层面上把握好这种互动关系发展的节奏更有现实意义。

　　中美首次战略对话就是在此情况下展开的。中美之间这一高层对话的启动和机制化将是中美关系由“外力推动型”向“内需型”转化。换言之，过去中美关系的发展相当程度上需要借助外力，如在冷战期间是“苏联威胁”使中美靠近，“9·11”事件以后，反恐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助力，而今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中美越来越需要从自身利益出发来强化双边关系。中美已经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双边的经贸在2004年已经超过1700亿美元，中国66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约70%用于购买美国的国债。两国已共同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成为维护亚太地区安全的力量。这种来源于内部之需以加强两国战略沟通的诉求，将成为今后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原动力。

　　以信而立

　　全球化浪潮波涛汹涌，其中蕴藏着多少机遇、风险和陷阱？中国面临的周边环境并不乐观，特别是东亚地区正是世界热点汇聚之地：朝鲜半岛的核问题山重水复；日本要做“远东的英国”；东南亚地区一些国家政局不稳；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蠢蠢欲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同时，该地区多边国际安全机制的缺失，使得东亚安全困境更加突出。这就要求中国外交要有居安思危的意识，更要有创新意识。

　　常言道，人无信不立，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道理也一样，因此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尤其注重“信”的塑造。这个“信”就是“言而有信”，“行而有信”，“言必信，信必果”，以此树立中国的国际地位。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新外交才赢得越来越多的尊重，“话语权”在稳步提高。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