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首次中美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分别代表中美两国政府参加此次对话。中美之间展开战略对话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也受到中美两国各届人士的重视。中美战略对话能解决多少问题，能产生多大影响，是各方所关注的问题。可以说，对于中美这样两个利益和矛盾交织的大国来说，对话总比对抗强。然而，首轮中美战略对话表明这一渠道仍有很大发展空间，值得给予更高期许。

　　从对话的层级看，中美战略对话既不如中美现有的交流管道级别高，更比不上美国与其他国家现有的战略对话层级，故有待进一步提高。

　　中美两国政府之间的不定期交流机制主要有两种：一是高层互访，今年胡锦涛主席与布什总统会面将达6次之多，而两国外长会面更是家常便饭，此外双方对口部委之间的互访、谈判也不少；二是高层之间的热线电话，中美元首之间的热线和中美外长之间的直通电话是两国临时沟通的重要渠道。

　　同时，中美之间的定期交流机制也至少有四个，一是中美人权对话机制，二是每年一次的中美商贸联委会，由吴仪副总理担任主席，三是每年两次的防务磋商机制，是副国防部长级，四是中国全国人大与美参议院决定成立“中国全国人大——美国参议院议会小组”机制，每年两次。无论是与定期机制相比，还是与不定期机制相比，中美战略对话的级别都不是非常高。

　　同时，美国与日本、韩国等盟国都有战略对话机制，以今年初美日之间的2＋2机制为例，参加的是双方的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中美战略对话的级别显然不能与之相比。虽然级别不是唯一的标准，但是两国要在重大的战略问题上要有所作为，增加更高层的对话还是非常必要的。

　　从中美对话的历史角度看，所谓的中美定期对话从来没能定期过，中美战略对话从机制上避免重蹈覆辙非常关键。

　　由于中美政治关系的脆弱性，目前存在的所有定期对话机制一遇风吹草动就停止了，没能发挥定期对话机制的应有功能。1990年建立的中美人权磋商机制，根据中美之间的协定，应该每年举行两次，但是在其建立的前12年里只举行了13次，可见其间曾多次中断。1983年成立的中美商贸联委会，按协定每年举行1次，到今年应该是第26次了，可是不久前在北京举行的却是第16届中美商贸联委会。1999年，中国全国人大与美国众议院开始定期交流，每年两次，但是今年即将举行的却只是第7轮会晤。中美国防部副部长级别的年度防务磋商机制始建于1997年，随后发生中国驻前南使馆被炸事件，该机制到2002年12月才重启。

　　从中美战略对话所承载的任务来看，有着不能承受之重，促进中美关系还需有更广阔的视野。

　　对于战略对话承载的任务，中美双方有高度共识。无论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评论，还是佐利克在香港的谈话，都表明中美战略对话要超越具体事务，达到“加深了解，增进互信，扩大合作”的目的，简单来说就是增信释疑。中美之间互不信任和互相猜疑的根源很复杂，但择其要者可能是政治制度上的对立、文化上的差异、崛起大国与现存大国之间的竞争。这些矛盾的缓解有赖于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两国全方位交往的深化等大趋势的变化，而非某个部门所能承担的。一般而言，高官之间的定期对话可以有效地传递信息，在特定事件上防止误判，但很难影响到战略文化、战略决策等全局性的问题。

　　当然，中美战略对话是一个好的开端，对于维持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是有益的。但是至少在现阶段而言，中美战略对话还是形式重于内容、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我们也期望随着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改革，中美战略对话深入发展，在未来能从形式阶段走进实质阶段。【作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牛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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